雨后的寒風沿著白廳街來回掃蕩，羅萬廳長裹緊軍風斗篷從內務部臺階走下，發硬的腳步仍帶著早年在半島戰爭中養成的軍官節律。
今天的內務部會議一如既往地漫長乏味，內務大臣鄧坎農子爵對警政事務的興趣顯然不及他的前任墨爾本子爵，更不及蘇格蘭場的創建人羅伯特·皮爾爵士。
盡管鄧坎農子爵盡力裝出關切模樣，但他在言辭間卻時常不經意地流露出對“蘇格蘭場管得太寬”的不耐，仿佛這個部門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對自由權利的侵害。
尤其是在前天國王陛下解散議會之后，作為“留守內閣”的一員，鄧坎農子爵早已心不在焉，治安報告尚未念完，他便開始頻頻摩挲懷表、扭頭望向窗外的街道，一心想著早點下班。
對于羅萬廳長提出的冬季治安巡防建議、泰晤士河南岸流浪者聚集風險以及東區最新出現的非法刊物發行線索，他一概用“以后再議”或“等選后再定”草草搪塞。
而這種敷衍的態度，早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也許輝格黨的議員們從始至終都沒有真正信任過蘇格蘭場這群出身復雜、成分不純、紀律尚未完全馴服的新式警官。
也許是因為他們始終沒有忘記，就在兩年前，正是這支警隊鎮壓了一場又一場的議會改革暴亂。
其實不論是墨爾本還是鄧坎農，輝格黨的兩任內務大臣都對皮爾創建的蘇格蘭場抱有深遠的成見和敵意。
他們出于一種難以令人理解的“分而治之”的企圖，故意挑起治安法官和蘇格蘭場之間的對抗。
從前亞瑟還在的時候，這位布魯厄姆勛爵的門生還可以扯著大法官廳的旗號去與治安法官們打交道，用他倫敦地區檢察署檢察副長的身份來為蘇格蘭場的“越權”行為打掩護。
而在亞瑟離開之后……
這條系于一人之上的關系鏈便驟然崩塌了。
治安法官們一擁而上，內務大臣樂觀其成的態度促成了內務部的緘默，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惡化。
治安法庭屢屢重提蘇格蘭場越權偵辦、未請示拘捕、干涉司法獨立等一系列舊賬，要求內務部重新界定警務權力的邊界。
同時，在亞瑟離任之后，倫敦地區檢察署也趁機收回了多項偵查指導權限，并不再設置倫敦地檢署警方代表職務，而這自然導致了警員提訊所需的標準文書等一系列程序被故意耽擱、拖延審批。
這一切變化來得既迅猛又冷酷，仿佛一場早有預謀的反攻。
那位曾經橫貫中樞的蘇格蘭場三號人物一離職，“敵人們”便紛紛亮出了早藏在袖中的匕首。
他們甚至連試探都沒有，每一刀都簡潔明了的砍在了蘇格蘭場的要害之處。
羅萬知道這絕不可能是什么巧合，更不可能是某個法官或檢察官的一人之策。
如果沒有內閣的授意或默許，他們根本不敢搞出這么大的動作。
羅萬當然看得清形勢。
他是戰場老兵，跟著威靈頓公爵一路從伊比利亞半島打到了滑鐵盧，期間受過幾次重傷，有一次甚至差點丟掉性命。而羅萬從威靈頓公爵身上學到的最重要一課便是：戰略撤退的重要性。
他在與亞瑟合作的兩年半時間里，蘇格蘭場擴張迅速，部門在倫敦的地位如日中天。
然而，亞瑟在任時手段雖強，擴張雖猛，但也恰恰因此留下了太多把柄。
亞瑟親自提拔任命的警官幾乎遍布蘇格蘭場的核心科室。
亞瑟主導建立的犯罪信息歸檔機制從未與內務部之間形成正式備案。
亞瑟留下的情報網絡從來不受文書程序制約，這套網絡之所以能夠運行，靠的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默契以及利益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