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入了臘月，他們還不能休息，等抓住時間將收獲的糧食加工為成糧，同時制作醬料等食物。
一些家境不好的，還會在家里編織草鞋、簸箕等商品，以此賺取額外的收入。
看著他們的情況，朱高煦倒是沒有打擾，而是默默記下這一切，同時拿出了一本文冊記錄。
在這本文冊上寫明了各省的田畝數量，以及人口數量，還有需要繳納多少稅糧，平均每畝稅糧食多少斤等數據。
大明的田賦是定額，隨后根據百姓的上、中、下三戶身份平均分配定額的田賦。
這樣的好處是從紙面來看，百姓的負擔都不大，但壞處就是一旦執行起來會有許多可以偷奸耍滑的地方。
把上等水田改為旱田，把上戶身份改為下戶都是小兒科了，過分些的直接把上等水田改為山地，甚至伙同地方官員，勾結他們把本該屬于自己頭上的賦稅轉嫁給毫無背景的平頭百姓。
站在朱高煦的角度，他是希望不要弄得太繁瑣，而是一刀砍下，直接定為十賦一。
但是治理國家不能憑借個人想法，還得根據現實情況來進行更改。
田賦十賦一、商稅十稅一的政策已經在山東施行了，可由于官員數量不足，永樂元年的山東稅收情況并不如朱高煦預想的那么樂觀。
朱高煦翻到了代表山東的那一頁，其中寫了許多關于山東的稅收，由于朱高煦廢除了山東的雜項稅收，因此整頁紙上十分干凈簡短。
山東布政使司有田五千七百四十六萬二百余三十七畝六分地，實繳田賦四百五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七石半，商稅三十六萬四千七百二十五貫三錢四厘。
今年山東繳納了四百五十二余石稅糧，相比較洪武年間二百八十五萬的稅糧，直接增加了一百六十七萬石。
看上去百姓的負擔加重了，但實際上是減輕了，因為山東并沒有進行徭役，也沒有征收各類人丁絲絹的雜項，只保持了在各縣城門收取的商稅，數目也十分可觀。
但即便如此，它卻并沒有達到朱高煦的預期。
因為按照山東的畝產來說，田賦起碼能收到六百萬石以上，商稅也不應該這么少。
這比他預期的少了近一百五十萬石，原因就在于這次完全徹底按照十賦一和十稅一進行的，只有青州、登州、萊州這三個州府的百姓，以及三個州府的所有縣城。
離開了官員最多的這三府后，另外的濟南、東昌、兗州三府想要貫徹這個政策就開始困難了。
“保持一比四百左右的官民比例就保持基本收稅，不過還得考慮吏治問題”
朱高煦呢喃著，他算了一筆賬，就是他在山東投入的官員數量，以及在青、登、萊三州投入的官員數量。
在老朱的制度下，正常一個縣是五名職官搭配二十到七十名不等的胥吏。
胥吏的俸祿在洪武十三年定下標準，此后幾乎再無大變。
其中，一、二品衙門的月俸二石五斗，從上到下依次遞減，到了六品衙門則是月俸一石，并不算太低。
在冊上的吏為五萬五千余人，但沒在冊的卻有十余萬人，而這群人的俸祿則是地方衙門撥給。
在這樣的制度下，曾經的青登萊三府的地方官員數量不到二百人，胥吏一千二百余人。
他拿下青登萊三府后，又調渤海一千四百余名吏目加入其中，因此當地官吏數目為二千八百人，百姓則是在遷移之下波動較大，但也保持在一百八十萬左右。
算上稅務司的三千官員中的一千五百人，今年的三府賦稅收取中動用了整整四千三百官吏。
在這樣的局面下，三府兩千余萬畝的耕地繳納了二百八十萬石，接近改制前山東全省的稅糧繳納情況，而掌握另外大半田畝的濟南三府卻只繳納了一百七十二萬石。
“得更換地方胥吏成自己人才行。”
大致算了一下用人成本和稅糧收取情況后，朱高煦便決定了要調渤海畢業的學子南下山東。
今年渤海會在臘月畢業兩萬學子，而這也是渤海學子畢業浪潮的巔峰。
當這批洪武三十年就學的學子們畢業后，渤海平均每年的畢業數量會下降到一萬人，而遼東的學子還沒完成五年學業。
不過只要撐到永樂三年結束，等洪武三十二年入學的十余萬遼東學子畢業，那自己手上的人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