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皇帝顯然沒有仔細讀過《國富論》，他的經濟學思想基本反映了大明朝廷中沒有讀過該書的官員普通水平。
明朝人對經濟學的理解普遍認為天下的物產是有限的，朝廷所發行貨幣的數量應該根據天下這有限的物產計算得來。
古人倒不是沒有觀察到經濟發展的存在，不過對于此時的觀念來說經濟發展的本質其實是實業的發展，朝廷會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農業生產，比如興修水利，推廣農業技術，通過賦稅手段促進農民開荒等等。
百姓能種出的糧食更多了，天下的物產自然增加，朝廷所發的貨幣數量才能相應增加。
而且古代的士大夫階級還很有量入為出的觀念，儒家士大夫從孟子時代就開始強調保護山林、保護漁業資源等等，與其說古人都愛環保，這更像是一種大家長治理全家產業的思維。朝廷就是一家的管理者，一個好的大家長應該要量入為出開源節流、多存錢少花錢，還要教育百姓們也學會勤儉度日，不要當敗家子。
這種思維明顯和中華文明深厚的農業傳統有關，好處就是中原王朝只要不亂整，往往能夠有二三百年的國祚，不過中原王朝長期只把目光放在實業，甚至僅僅是農業上，對于許多金融上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中國古代的研究也就相應減少。
王文龍在《國富論》最終同樣為了迎合大明的時代特點也只討論了工業分工的好處和貨幣的本質，對于許多金融學的內容點到即止。
以至于萬歷皇帝雖然總想著多印錢給自己撈好處，但卻同樣認為這種印錢的方式是一種作弊手段，一邊花錢一邊良心不安。
王文龍回答道：“回圣上，若按經濟學觀點，貨幣的適當超發乃是正常現象。”
聽聞此言，不光是萬歷皇帝，就是李太后和陳矩都好奇看向王文龍，他們很好奇王文龍會如何解釋超發貨幣的合理性？
王文龍繼續說：“大明在律法之上將印鈔發錢之權收歸國有，全國所有貨幣按照法律都應該由朝廷發行。理論上若是貨幣不超發，則從洪武年間至今，市面上的貨幣就不會增加。然而我大明興盛二百年，人口增長，洪武十四年全國只有一千零六十五萬戶丁口，而到萬歷六年，全國的戶口數已然過億，人口增長接近十倍。太祖年間戰亂方息，除如今南北二京之外，中原腹地幾乎無一大城，而到本朝，山東、河南、兩湖之地，城郭連綿，城市人口增長比之太祖初年只怕二十倍也有余。”
“城市人口不務農桑，生活日用皆要以錢鈔購買，單單如此計算，本朝之錢鈔總數便應該是太祖年間的二十倍有余了。”
“二百余年間錢鈔總數至少增加二十倍，計算之下單是為了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行，每年都要比前一年多發行的錢鈔數量就得是之前總數的百中取二點七。這些錢若是發的少了，民間便會出現錢荒的景象。”
王文龍講的內容非常容易理解，三人都聽懂了，他們以前以為朝廷多發錢對于百姓來說就是一種被動貨幣貶值的手段，是損害百姓利益的，聽王文龍一講才明白如此情況，朝廷要是不發錢，百姓日常生活便根本無錢可用。原來朝廷發錢，還真有正當性，而且這個錢不能發少了。
常年在外朝辦事的太監陳矩也有些經濟學的技術思維，但是聽到王文龍這個理論還是有耳目一新之感。
萬歷皇帝笑道：“我總聽官員上書，表示各地缺錢，百姓困苦，原來是這樣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