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說“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
費宏雖主持重，然也說“敦尚風節，以稍振士氣，在盛世不可無人。”
以上言論其實都說明，李東陽諸人由親自參與諫諍，轉而反對同僚強諫，確有政治態度的變化，但這種轉變尚且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調整。
至于其三，則是積極救護因諫諍而獲罪的官員。李東陽諸人在皇帝強勢打壓下，于諫諍策略有所調整，但委曲從君之際，又積極救護因君臣沖突而得罪的官員。“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
王錫爵以薦舉此前因建言而落職的官員為己任，“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密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
費宏雖迫于君勢而對“大禮”采取較為審慎的政治態度，但這一思路卻不能全然轉移到與張璁諸人的關系經營上。“璁張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訐楊廷和，并牽連費宏，費宏難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祿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務實通過對這些閣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便是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特征即費宏所言“委曲將順，乃克有濟”的事君之道。
所謂“委曲將順”，是指李東陽諸人雖贊同士大夫群體的意見，然在君臣沖突的情境中有許多無奈的權宜舉措，具體表現為順從皇帝主張，緩和諫諍姿態；
所謂“乃克有濟”，其實便是“委曲將順”的目的，所濟為何在時事，在天下關懷，難做一定之論，然而卻肯定不是單純的諛君之路。李東陽諸人行事尚有其原則底線，這從其不肯順從君意追論諫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沖突情境中，李東陽諸人以“委曲將順”之道事君，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調護時局，其退于君臣沖突之爭執，而得從容救護與君爭執之官員。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類行為取向，終究以妥協為動作，且事涉個人榮寵，與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節操、名利觀念等相牽連，引發輿論毀譽不一。
在君臣沖突情境中，李東陽、費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錫爵奉召入閣，其諫諍姿態相較于前任閣臣王家屏，大為緩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鈞“三王并封”的提議，三人皆因“出”、“處”之節而飽受輿論批評。
事實上，輿論對李東陽諸人的評價毀譽參半。貶辭責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氣節，李東陽等人所焦慮者亦在氣節；褒論著眼于其能留任以護持時局，李東陽諸人對自身行為合理性的詮釋亦指向調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