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舉動都說明了保持現有政治、經濟生活的穩定性、合法性，仍是當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原則和為之奮斗的共同目標最起碼是掌握各部政權、軍權的貴族們的共同目標。而這也正是女真內部擁明派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
戰爭激劇地改變了人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前則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獵資生，今則既束行止，又納所獵，雖畏彼不言，中心豈無怨苦”而且廣大諸申即女真一提起沉重的徭役負擔，都“頗有怨苦之狀”。
這甚至導致在薩爾滸之戰努爾哈赤大勝之后，局面仍是“奴中大小莫不仰望和事之成，惟以無事不戰為自中大幸”。這才是女真群眾及中下級首領對待戰爭的根本態度。
什么意思簡而言之，就是大明憑借它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力量，在女真各部的上層分子中，影響和扶持了一批特殊勢力集團，這些集團經濟上政治上的特殊利益，決定了他們與明廷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加之各部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任何破壞現狀的嘗試都勢必遭到傳統勢力的反抗和抵制。努爾哈赤既然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起兵叛明，也就自然地造就了自己的反對派。于是，舒爾哈齊作為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高務實發現，舒爾哈齊作為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努爾哈赤的矛盾沖突，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發展過程的。尋其活動的軌跡，不難發現舒爾哈齊的思想具有兩重性，即是進取與保守的統一體。
當他處于被統治的地位時，他的進取思想曾驅使他“自幼隨征，無處不到”，成為努爾哈赤“復祖父之仇”的同路人，并為建州女真的統一大業立下了汗馬之功，被努爾哈赤譽為“達爾漢巴圖魯”英雄。
但舒爾哈齊的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軍事征戰的勝利，舒爾哈齊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也在不斷增長。原歷史上的萬歷十五年年六月，努爾哈赤于費阿拉稱王，舒爾哈齊亦同時稱船將所謂“船將”也就是俗稱的“掌舵者”。也就是說從這時開始，舒爾哈齊已經成為努爾哈赤政治軍事集團的第二號人物。
萬歷二十三年，舒爾哈齊摩下精兵已發展到五千余名，文臣宿將多達四十余人。此時，舒爾哈齊以“有戰功”而聞名于諸部，因“得眾心”，身望高居于諸弟子侄之上。
隨著地位的改變，進取思想和保守思想，便你抑我揚，此消彼長。萬歷二十三年和萬歷二十五年，舒爾哈齊兩次進京朝貢，得到明廷的特別優撫，給予了與努爾哈赤同等的政治待遇和禮遇。
這讓舒爾哈齊事實上已經登上了大明建州衛女真的第二號首領的政治寶座，且意外地叩開了幸福之門。于是，他青年時期的昂揚斗志和進取精神便逐步退隱，各種因襲勢力和傳統思想的影響則乘勢而入。
舒爾哈齊開始在現有社會秩序的格局中徘徊摸索，這就意味著他與努爾哈赤同路人的關系已宣告結束。在同努爾哈赤以及與自己的進取思想告別以后，舒爾哈齊在傳統思想和現實政治外界壓力的雙重壓力下繼續后退，成了現實生活的保守者。
為了立于不敗之地，舒爾哈齊毫不動搖地稱臣明廷。萬歷三十四年十二月，在努爾哈赤“連續二年不肯進貢”的情況下，舒爾哈齊第三次入京朝貢。而明廷再次確認了他的都督、都指揮的政治身份。
在大明的不斷拉攏下，舒爾哈齊的思想也在發生激劇地變化，一種擁明自立的欲望與日俱增，對明廷的忠誠已經達到了“向來中國宣逾，無不聽從”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