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實事求是的需要依賴大臣們給自己做參謀。韃清的統治者當然也沒法一個人管理國家事務，但他們與大明不同，他們自己就是少數派，團結少數派壓制多數派，這個難度反而小得多因為需要分紅的人少了。
他們死守著他的權力不信任漢族大臣，而韃清朝廷里想爭取權力的也就只有漢人大臣“此亂命也，粵不奉詔”這種話，只能是李鴻章這樣的漢臣才說得出來。參加“東南互保”的都是漢臣，滿臣即便同意東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這就是明證。
而明朝是“多數派”皇朝，皇帝身邊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鐵桿保皇黨，所以文官大臣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如在景泰時，景泰皇帝依賴于謙；天順時，英宗依賴李賢。
到了弘治以后，情況就已經是皇帝越來越難控制的了。皇帝已經變成了權力的來源和象征，但他們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權力意識的大增的大臣們全體反對。而如嘉靖的大禮議、萬歷的國本之爭等等，都是皇權與文官政權的沖突。
此時，皇帝們已經變成了退居幕后的國家最高統治者，他們的確始終掌握著對任何事情的最終決斷權，但是平時的行政權力已經幾乎完全落在了內閣和六部的手里。
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懶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們都因為要權力和大臣們進行過殊死的斗爭。
皇帝是權力的來源，他可以給人權力，也可以剝奪權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這是他唯一可以威脅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當皇帝撤換了一個大臣，經常會有更多的大臣站出來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力。
不是作為個體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們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們也不敢違背文官集團的整體利益。這就是所謂“沒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階級。”
高務實也不敢。作為文官集團的一員，甚至是領袖之一，他擁有足夠強大的名望和實力，卻同樣不敢在這一點上打馬虎眼。
他對武將的態度比絕大多數文官對武將的態度要好，但那是個人態度，外界只會說他高司徒為人隨和，因為他并不是要給予武將與他平起平坐的權力。
轉回到皇帝，朱翊鈞與他的爺爺嘉靖同樣是少年天子出身，兩個人也都有著頗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為什么嘉靖時期的大禮議以皇帝的勝利而告終，而朱翊鈞時期的國本之爭卻以文官集團的勝利而告終
是文官集團在萬歷朝變得比嘉靖朝更強大了嗎未必。事實上，這里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維。
高務實當年看過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說，且不論其合理性與否，首先它們當時給了高務實一個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對其統治的影響。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當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徑庭。而穿越者是一個久經世事知識淵博的人，還是一個普通的社會底層小年輕，同樣也有很大的影響。
針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