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李淵在長安正式稱帝，建立唐朝。隨著政權的建立，李淵就讓李世民親自擔任進攻薛舉割據政權的“西討元帥”，指揮唐軍進攻薛舉。
由于李世民在前線忽然重病，劉文靜等人在作戰中部署失誤，唐軍遭到了薛舉部隊的伏擊，損失十之六七。李世民被迫下令軍隊返回長安。同年八月，李世民痊愈，唐軍再次出擊，徹底殲滅薛舉割據政權的部隊。
從戰果上看，李世民擔任“西討元帥”這次，因為期間發生自身重病這種不可抗力之故，其作戰在他的軍事生涯中算是不盡如人意。但是，他擔任“西討元帥”這件事本身卻開創了唐朝軍事歷史上的規則即戰時以“元帥官職”出現的作戰部隊最高指揮官，這個“元帥”就得由皇子擔任。
因此，不管是初期李世民曾就任的“西討元帥”還是后來“天下兵馬大元帥”，受命領兵的皇子本人都要以戰時軍隊最高統帥的身份帶兵出征。
公元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登基稱帝。由于后來的唐朝皇帝全都是李世民的嫡系后代，所以身為李世民后代的唐朝帝王在設立“天下兵馬大元帥”這一官職作為軍隊最高指揮官的時候，就得遵循“祖宗”的“政治正確”，讓皇子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
當然，在某些時候，唐朝皇帝也會讓親王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不過因為都是李世民的后代，這倒也就無所謂了。
其二，唐朝皇帝出于提防武將造反的心理，不讓武將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這一點在安史之亂中體現的相當明顯。
唐朝軍事制度分成“府兵制”和“募兵制”時期。在府兵制時期，唐帝自然是出于天下皇權唯我獨尊，提防武將造反的心理，不讓武將直接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當然，除了不讓武將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唐帝還對武將帶兵打仗給予了其他限制。
比如，武將在戰時擔任的職務“行軍大總管”就屬于臨時官職，只有帶兵權，沒有行政人事權和財政權。這樣一來，唐朝皇帝就把武將造反的可能性壓縮到最小。
隨著土地兼并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府兵制到武則天時期已經走向末路。到了唐玄宗時期，唐朝的兵役制度基本改成了募兵制，地方節度使有自行募兵的權利，逐漸成為掌握一方軍政大權的軍閥。
公元755年，安祿山起兵反叛朝廷，唐朝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全面爆發。
安史之亂不僅讓盛唐“無可奈何花落去”，還給唐朝軍事制度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安史之亂以前，唐朝皇帝雖然不讓武將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但對武將的軍事指揮還給了較大的自主權。
但到了安史之亂發生之后，唐帝因為害怕帶兵打仗的武將成為“安祿山第二”，就采取種種措施限制武將的指揮自主權。這樣一來，唐軍郭子儀、李光弼等戰功赫赫的名將不僅沒法成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還得受到監軍宦官的節制。
當然，隨著宦官直接參與到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軍事行動中，唐朝宦官的權利也就越來越大了。涇源之變發生后，唐德宗干脆不再信任武將，反而把中央禁軍神策軍的兵權徹底交給宦官，從而給唐朝后期的宦官亂政埋下了伏筆。
南疆在柬埔寨平定之后便不曾爆發過大戰，后來奪取龍牙半島時雖然也出動大軍，但由于最重要的馬六甲城是葡萄牙被迫和平移交，龍牙半島上的一些小城邦不僅實力孱弱，而且還互不隸屬甚至互有矛盾，導致這次出兵基本上屬于武裝游行級別。
再后來就是南洋群島征服戰。這次更是妥妥的降維打擊，到處都是“天兵一到，望風披靡”，以至于黃止汀在向高務實打報告的時候幾乎一筆帶過，連戰事進程的說明都懶得浪費筆墨反正要么是“我軍至，降”，或者“我軍至，不降，破之”，確實沒什么必要多說。
因為這樣的客觀現實，加上黃止汀是以夫人之尊受夫君所托坐鎮南疆，所以南疆雖然成立了軍令部，但軍令部部長一職長期空缺，最后在近期才由高珗出任了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