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教育普及率太低，百姓嚴重缺乏常識，對于很多基本知識都沒有足夠的判斷力。而掌握知識的人，也沒有像中原的先賢那樣，組織起可靠的教育體系，反而經常借助信息上的優勢，為了自己或者雇主，制造謊言，坑害民眾。”
“而老百姓也只是沒文化，不是真傻。這么多年下來，多少也了解這些學者的把戲，自然會本能地懷疑他們了。相比而言，新興教派的基層教士們，雖然文化水平也不怎么高，但至少樂意和民眾站在一起，給他們提供基本的教育。他們帶來的知識，民眾就不會反對了。”
“而那些生產需要的技能，還有戰斗需要的知識，自然也會被排除出‘危險知識’的行列，不被當做禁忌。因為這種禁忌，其實也沒有什么神圣的來源——單純就是被坑出經驗來了。所以，他們找個阿勒曼尼師父學劍術，雖然也是知識的一種，但并不會覺得，這都算觸犯禁忌了。”
“別說普通百姓了。我們那邊的神學家和哲學家研究的東西，我自己都看不懂。”王大喇嘛也笑著說：“那幫人太不說人話了，天天都不知道念叨著什么，就讓大家聽從他們。那大家肯定要防著，免得被騙的。”
“原來是這樣。但要是形成了習慣，改不掉了，怎么辦？”脫歡好奇道。
“這是習慣的代價，而不是宗教的代價。”王大喇嘛如實說：“就我們見到的各種情況來說，改變教義比改變習俗簡單多了。所以，一般來說，是宗教給習俗讓路，而不是反過來。教會遇到的問題，也不是教義變化太少、太過死板；反而往往都是改的太多，靈活過頭，導致異端頻發了。”
“而改變習慣，才是最難的。讓一個地方的習俗變得更好，才是真正的教化。我們教會的‘教’，本來也應該是這個含義。”他搖搖頭：“可惜，無論是中原還是我們這邊，能做到的人都太少了。誰要是能成功實現，那么無論在哪個文明里，都可以算個圣人，足以被后世一直銘記了。”
“一般來講，民眾日子過得越艱難，被欺壓越嚴重的地方，教育水平就越低。百姓無從獲取有用的知識，就只能依靠最簡單的經驗總結，躲避一切可能的危險，以求自保。這些習俗禁忌，就越牢固。”郭康想了想，說：“所以波西米亞那邊，算是情況還好了。埃及的平民，反而要麻煩一些。”
“我一直覺得，埃及這邊的教育水平，要比歐洲整體都高不少呢。”脫歡說。
“這倒是沒錯。但在整個地中海世界，教育水平這個概念，只能覆蓋一小部分人。沒法和中原一樣，簡單地用學者們的文教水平，估計當地的教育風氣。”郭康搖搖頭：
“在中原，有勸學的傳統。尤其是科舉制出現之后，民間的教育基礎，和高級文人的數量，一直有一定關聯。文教興盛的地方，從事學習的人，基數就比較大，考出來的文化人也會比較多。但在這邊，絕大部分百姓的受教育情況，和這個地區的教育水平，是沒有關系的。想評估百姓的文化水平，可能還不如看基層的正規教堂數量，來的更準呢……”
“至于波西米亞那邊，是出了意外情況。”
“他們那個國家，是盧森堡家族的主要根據地，所以，歷代阿勒曼尼王，都會調動力量，進行建設。比如在歐洲，大學是給國王和貴族們提供顧問的重要組織，在教會里有很大的話語權。為此，之前的國王查理四世，就在布拉格建立了大學，來和巴黎分庭抗禮。”
“由于得到了整個阿勒曼尼地區的支持和投入，布拉格大學規模十分龐大。在查理末期的黃金時代，據說有十一萬學生在這里就讀。哪怕經過內亂，到1408年的時候，依然有兩百名博士和碩士，三百名學士，以及三萬六千名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