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國到亡國，大明幾乎就是一成不變，從青壯走向衰亡，必須佩服朱元璋，設計的制度居然能延續近三百年國祚，也實屬不易。
“按你說的，就算是在江南施行后，再推行到北方，也會因為各種原因而出現問題。”
隆慶皇帝不傻，魏廣德又說的深入淺出，自然一下子就明白了。
“江南推行，主要目的就是找到一個合適的攤丁入畝的方式，北方借鑒，以此完善出一套適合南北的征稅方法，并不是要把江南的方式直接套用到北方。
戶部考慮，江西的試點至少兩年，完善后再繼續在南方推廣，然后再說北方的事兒，屆時吏部也會有相應的調整。”
魏廣德的話已經說得比較明白，江南在執行此政策表現出眾的官員，應該就會被調到北方繼續進行這個工作，相應自然要給予升遷。
他們在南方經歷了一條鞭法的完善工作，自然知道該如何找到解決辦法。
調有經驗的官員參與北方稅法推動，當然比地方官員拍腦殼搞出來的稅法要合理的多。
“行，既然內閣和戶部都覺得可行，那你們就繼續做這個事兒，朕不反對你們試行此法。”
隆慶皇帝終于還是點頭，不過接著就補充道“江西事可以下旨，但不下明旨。”
好吧，隆慶皇帝依舊覺得這么快就推翻剛定的政策，身為皇帝的他有些覺得臉上難堪。
所以，旨意可以下，但不會登上邸報，搞得盡人皆知。
“先前，你說的攤丁入畝，據朕所知，丁稅乃是歷朝歷代都征收的稅賦，怎么聽你話里的意思，似乎這稅征的不妥。”
隆慶皇帝忽然又想起魏廣德先前的話，“攤丁入畝”，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兒，有些新鮮。
不過這詞的意思也好理解，不復雜。
自秦始皇統一全國后，頒布“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農民自報占有土地數，按定制繳納賦稅，同時還征收“戶賦”和“口賦”。
漢王朝建立后，承襲秦制，“既收田租，又出口賦”。
唐初頒布均田令，受田丁男，承擔交納賦稅和服徭役的義務。
唐武德七年頒布“租庸調法”，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家交納租粟二石；調隨鄉土所出，每年交納絹或綾二丈，綿三兩；不產綿的地方，即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此外，每丁每年還要服徭役二十日，閏月加二日；如無徭役，則納絹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此時朝廷的賦役其實和后世“攤丁入畝”是剛好相反，把田稅攤到人頭上。
但是自安史之亂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以丁戶為本的租庸調法不再適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制定了兩稅法，兩稅法的實行是土地兼并改變了土地占有狀況在賦稅制度上的反映。
兩稅法從按人丁課稅轉到按財產課稅，體現了賦稅的發展規律。
同時，它將各種捐稅加以合并，分夏、秋兩季征收，簡化了稅制，故宋、元、明、清皆兼采之。
所以，即便現在大明王朝實行兩稅法，主要還是針對財產和丁口征稅，且因為丁稅在歷史上的重要性，隆慶皇帝對于魏廣德提出攤丁入畝還是覺得很稀奇。
魏廣德想了想，打算今天那這事兒還是簡單對隆慶皇帝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