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輔值房出來，魏廣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筆給工部下了條子，要求他們重新討論膠萊運河和迦運河之利弊，同時對兩條運河所需耗費進行大致估算。
惟一單獨注明的，就是迦運河按照五年時間，利用農閑時間開鑿而不是如這時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樣，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連日連夜趕工，爭取最短時間完成的模式。
條子寫好后，魏廣德把條子交給蘆布，讓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書朱衡手中。
魏廣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經意的意見以及和張居正在值房里發生的爭論，對大明的歷史走向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原本歷史上，自弘治年后，黃河逐漸頻繁地于歸德、曹、單和豐縣一帶向東決口，洪水漫淹魚臺、沛縣一帶泗河，運道屢被淤塞，山東南部運河不再暢通。
時任工部及總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慶三年和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改開新渠，以避黃泛。
“于梁山以南別開一新渠，以避秦溝、濁河之險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河口以遠河勢。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議，當時不僅未被采納，自己還因延誤漕運而獲罪罷官。
然而自他開始，卻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議”。
隆慶五年四月，黃河又在邳州決口。
這時工部尚書朱衡又奏請開泇河，于是朝廷命禮科給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后上言，開泇河雖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實在艱難，并列舉了“開泇三難”。
隆慶皇帝看了這個奏議，下令再次勘查。
這一次，總河都御史萬恭回來后對朱衡講述所見所聞，讓朱衡轉變了看法。
奏報開泇“有三難，大略如遵指”，并說現在的漕河已經暢通了，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開河了。
這個奏報再加上萬恭提出的“開泇六難”、“永罷開泇之策”之議等，使朝廷上反對開泇的意見占了上風，這樣開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罷了。
朱衡當著魏廣德的面再次提出開迦運河，其實也是相對于膠萊運河，開鑿迦運河要實際一些。
最起碼，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膠萊運河般，因為水量關系只能過吃水較淺的船舶。
時光又至萬歷三年二月，時任總河都御史的傅希摯再次上疏朝廷，重提開挖泇河。
他在開泇疏中系統闡明，治理黃河應當從它最大的禍患著眼，一定要使它從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摯在疏中批駁了開挖泇河的“三難”之說，稱自己派鉆探、測量和繪圖的專人到“三難”的地方逐個勘察，得出的結論是可以解決上述難題。
傅希摯關于開挖泇河的奏疏，詳細寫明了解決辦法，如此深入詳實、精準透辟，入情入理，勢如高屋建瓴，實為一篇治水理論的杰作，這與一些官員奏章中常有的那種空泛、教條、庸冗之風，形成鮮明對照。
其基于實際的真知灼見，產生了強烈的說服力，這不能不使當時的萬歷皇帝為之贊賞。
萬歷看后，即命工部都給事中侯于趙，會同傅希摯和巡漕御史劉光國，共同提出一個明確具體的議案來回報。
開挖泇河之役，看似已經說動了萬歷皇帝的心，即可成為現實。
然而，侯于趙實地查看后，卻提出了一些實際的問題，認為應該先開鑿良城伏石，事先修好豐、沛的堤防，再慢慢商議動工開挖泇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