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報中的說法，也與侯于趙一樣，“謂開泇非數年不成，當以治河為急”。
萬歷皇帝聽后，很不高興。
責備侯于趙等人阻礙這件事，對其勘察的奏議表示質疑，并說這和傅希摯的奏議大不相同，指責他們是“不能靠其辦成大事的人”。
但實際上仍聽任了他們“先治黃河后開泇“的想法，使開泇之議再次泡湯。
至此，“開泇河”之議已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對朝廷來說拿不起又放不下，朝臣們對此更是忌憚慎言，再不敢觸碰這個話題。
這種情況持續到萬歷二十一年，黃河又決口下漫沛縣、徐州，漕運再次被阻。
當時舒應龍任總河尚書，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魚臺等縣積水的議題，奏準在韓莊開一支渠，從韓莊向東，引湖水經過彭河走泇。
韓莊支渠開挖雖然仍沒有解決運河避開黃淤的問題，但它卻在很大意義上揭開了開挖泇河的帷幕。
之后在萬歷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黃河大水之際，黃河又在徐州黃堌決口，河道向南遷移，徐州、呂梁以下河段幾乎斷流。
到此時，開挖迦運河已經由考慮變成必須，朝中大臣這才開始支持此議。
在劉東星主持下，于原來舒應龍開挖的韓莊支渠基礎上，對河槽加寬加深。
劉東星排除種種困難，終于在萬歷二十九年開通了泇河。
并于韓莊向北在湖東開河四十五里，以便纖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風險。
泇河雖然初步開通，但尚不能通運，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淺，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廣糧船重大，艱以通航”。
萬歷三十一年，時任總河侍郎的李化龍再一次提出開挖泇河通運，并于次年正月上請開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開泇河的“六善”、“二不疑”說，更全面闡述了開泇通運和避黃的必要性及益處，言之具體而現實，深得萬歷皇帝的贊成。
詔命即刻集中力量開工，為漕運大計做好長遠的打算。
李化龍循舊跡，自夏鎮南李家口向東經種口，漸轉東南郗山，至韓莊折向東，經臺兒莊轉東南至邳縣直河口入黃河，全長二百六十里，統稱泇河，至萬歷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后世可見的京杭大運河才算徹底確定下來，直到新中國建立，運河依舊保持著現在的河道，再未改變。
實際上，迦運河的開通，基本上解決了黃河水患對漕運的阻礙，用清代治河專家、河道總督靳鋪的評價說“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績。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
綜觀明代圍繞山東南部的治河保運，朝廷大臣在主張上形成兩派即“借黃行運”派與“避黃行運”派。
“避黃行運”派的主張從翁大立、傅希摯、舒應龍、劉東星、李化龍等人的議奏中，已看得比較清楚。
主黃派以潘季馴、萬恭、常居敬等為代表，他們認為當時的根本問題是黃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黃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擺脫黃禍，又可以借黃行運。
潘季馴在萬歷年間開始嘗試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黃河的成功經驗證明，黃河淤塞運道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開新河。
在“泇河之議”中，以潘季馴為代表的主黃派反對開泇河。
在泇河開通之后，他們又認為開挖泇河是不成功的，嚴重貽誤了對黃河的治理。
雖然泇河開成以后，泇河經常河淺沒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沖擊，出現大量淤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