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然下意識地推后半步，站到林木的陰影下。
這樣的場景，他在遼東曾見過的；但他從沒想過，在大周的國境會出現這樣的慘痛的局面。
整個大周的南部邊境，面對的只有宋人，駐在此地的周軍，其假想敵也只有宋軍。劉然身為統軍使郭仲元最主要的輔佐官，在情報上的努力也針對著宋軍，比如宋國趙方所部在京湖兩路的調整，全然瞞不過劉然等人。
趙方頗有詩才，每一首詩寫就，劉然都會在最短時間內知道。趙方年過七十，漸漸多病，為他診治的醫生開什么藥，劉然也知道。有個醫生叫陳自明的，根本就是大周的內線。甚至趙方麾下兵力調動、將領陟罰臧否，也都瞞不過劉然。
倒不是說，大周對宋國的滲透單方面到這程度。兩國邊境上，商賈行旅往來如此頻繁，本來就沒什么能瞞住的。早前趙方帶著幾個隨從優哉游哉直入開封，那就證明宋國之人同樣有這本事。
大周軍方極度加強對信息的掌控，其實是尹昌去職以后的事情。
尹昌是山東紅襖軍的有力人物，也是最早投奔郭寧，第一個被委以重任的紅襖軍首領。在此之前，郭寧依賴的北疆軍人數量有限，譬若一人有筋骨而缺乏肌肉，是在尹昌投入定海軍麾下之后，才有數以十萬計的紅襖軍紛紛歸附，填充了郭寧的軍事力量。
紅襖軍出身的將士們私下自嘲，說造反這件事，紅襖軍流血流汗，而郭寧的定海軍摘了桃子。某種程度上，這也不能說錯。
此后郭寧由將帥而權臣，由權臣而皇帝一步步上去，紅襖軍舊部也水漲船高，盤根錯節地占據了周軍許多中層、基層的職位。尹昌身在開封，卻敢于影響朝廷大政，其底氣就在于此。
尹昌因此倒了霉。當時朝廷里曾有風聲，說包括胥鼎在內的一批大臣都認為，尹昌犯下這樣的大錯，不嚴加處罰，就是開了一個不好的先河，以后還有臣子肆意妄為，難道都輕輕放過？
是郭寧排除了這些雜音，只罷了尹昌的官，隨即又讓他去了高麗國做人上人，還把親近部下都帶上。但其他的人，必然面臨清洗。尤其是那些與尹昌沒親密到那份上，可紅襖軍舊部身份卻過于明顯，掩過了大周武人身份的人，壓根別想逃過這場風潮。
郭寧待人并不苛刻，清洗的過程也不暴烈，但短短半年里，實實在在地有軍官明升暗降，有軍官被勒令退役歸農，有軍官攜家帶口被調到異地任職。還有不下四五十名將校麾下，超過兩萬人的軍隊調動，有半數去了北方，有一部分填充了李霆所部。
這些人大量離去以后的空間，則留給了各地軍校畢業、有過在殿前服役經歷的學生。
軍校學生才是最忠誠于郭寧的一批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本只是亂世中的普通士卒，既沒有家財，也沒有家族牽絆，沒有郭寧，就沒有他們的未來。所以他們絕不會被什么集團推動著自行其是，能讓他們服膺的只有郭寧。
但這些學生太低，聲望和經驗畢竟遠不如紅襖軍舊部。所以就算被派到軍隊里，想要掌握實權沒那么容易。他們要證明自己才干不下于亂世中崛起的紅襖軍宿將老卒，也需要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
與此同時，尹昌等人為籌備與宋國的戰爭，在南京路不少地方超量囤積的武器、物資，也在此期間陸續轉移到北方，正好用來支持北疆的戰事。運輸的物資數量之龐大，一度導致漕河河運堵塞。
這樣的操作是必須的，非如此，不足以確保軍隊的忠誠，但這操作也必然會影響軍隊的戰斗力。所以李云、徐瑨等控制秘諜的人物和郭仲元這樣的大帥，都格外加派了數倍的密探和情報人員，務求盯死了對面的宋軍，絕不容他們乘機偷雞摸狗。
愈了解宋國和宋軍，將領們就愈是放
心。宋國確有精兵猛將，但這個國家從上到下，根本就不是為戰爭而生的。他們的軍隊只能用于守御，卻絕對無法組織起一場向大國的進攻；他們的士農工商各個層面也都如一團散沙，無法支撐一場戰爭。
所以南京路統軍司的兵力和武備縱然極大削弱，也足以保障安全。幾個重鎮各有三五千人，各處隘口也都有百人隊管束，穩定地方易如反掌。
可誰知道來了蒙古軍？他們從哪里來的？他們怎么就來了？南京路統軍司的耳目，為什么沒有發揮半點作用？
劉然為此疑惑了一陣，切齒痛恨了一陣。隨即他在漫山遍野的蒙古騎兵追逐下瘋狂逃亡，再也顧不上發泄情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