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城收購置地，以及暗中大量購買地皮、物業等，并沒有讓香江的地產行情好轉。
許多英資勢力因為某位人摔的那一跤，徹底對香江失去了信心，生怕跑得晚連褲衩子都虧沒了。
所以，許多手中擁有眾多物業、地皮的英國人，都不斷拋售在香江的固定資產，想盡辦法盡快逃離香江。
不僅僅是英國人，在香江的其它國家洋人，以及香江一部分本地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從1983年到1984年，香江算是經歷了一場移民潮，許多人不惜賤賣資產移民到英國、新嘉坡、漂亮國、楓葉國等地。
這么好的機會，蘇城怎么可能錯過。
他對香江的未來發展情況心知肚明，這場房地產危機，也就持續到明年的12月份罷了。
等那份協議簽署了之后，香江的房地產行情就會逐漸回暖，甚至很快便會進入新一輪的暴漲。
會德豐集團總部大廈內，約翰·馬登面對當前的困境，眉頭緊鎖，神色凝重。
過去數年，他力排眾議，將集團的戰略重心轉向了航運業，其策略核心在于通過釋放集團持有的土地資源，即拆除并重建旗下地皮上的物業，在房地產市場繁榮之際高價售出，以此回籠巨額資金，全力投入到航運業務的擴張中，大量購置散貨輪船，意圖迅速壯大船隊規模。
誠然，這一策略在房地產市場泡沫顯現前，有效幫助會德豐集團規避了行業危機的直接沖擊，因其在市場高點時已成功拋售大量物業，確保了財務上的相對穩定。
然而，在看似明智的轉型背后，航運業務的挑戰卻遠超預期，給集團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貨運市場的波動與不確定性，加之全球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使得會德豐集團在這塊新戰場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大量投資的散貨輪船未能如預期般帶來穩定的收益，反而因市場供需失衡、運價暴跌而陷入運營困境，集團不得不為此承擔巨額的運營成本與財務損失。
這種戰略部署的根源，源于約翰·馬登對香江未來發展前景的審慎考量與信心不足，進而推動了資產的戰略性轉移，旨在讓會德豐集團的核心資產“揚帆遠航”，寄托于更為廣闊的海洋之上。
在這一過程中，會德豐集團意外地扮演了環球航運集團資產重組的重要角色，接手了大量環球航運集團的船只，不僅通過并購迅速擴充了自身的船隊規模，還積極訂購新船以加速擴張。
然而，這一系列的激進操作，也悄然埋下了隱患，導致會德豐船務的債務負擔日益沉重，盈利能力急劇下滑。
進入80年代，隨著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及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世界航運業逐漸步入衰退周期，這一行業性的困境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會德豐集團。
在此背景下，會德豐集團深受其害，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壓力。
相比之下，包船王展現出了非凡的睿智與遠見，他采取了與約翰·馬登截然相反的發展路徑，將包家的資產從波濤洶涌的海上穩健地轉移至堅實的陸地上。
這一戰略性的調整，不僅讓他成功奪取了九龍倉這一商業巨擘的控股權，更使得環球航運集團的船隊規模與載重量逐步縮減，從而有效規避了未來航運業可能遭遇的風險。
如今回望，包船王當年的決策無疑是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大亮點，這一高瞻遠矚的布局使他巧妙地避開了那場令眾多船務公司深陷財務泥潭的航運業大風暴。
依托九龍倉這一堅實平臺，包家迅速崛起為地產物業、酒店及貨倉業領域內舉足輕重的力量。
盡管地產行業同樣遭遇了波動與挑戰，但九龍倉獨特的運營模式——以開發自有地皮為主，避免在高位時盲目跟風炒賣物業，有效降低了其遭受的損失。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九龍倉的地產業務始終堅持以收租為核心盈利模式，如海港城等優質物業的持續穩定收益，更是為包家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現金流與豐厚回報。
這種穩健而持久的收益模式，無疑是包船王投資智慧與戰略眼光的最佳注腳。
相比之下，約翰·馬登的決策成效顯然遜色許多。
回溯至1981年，正值林浩然初掌會德豐集團大權不久，那一年，會德豐集團憑借強勁的盈利能力，稅前利潤高達14.31億港元，這一數字足以在香江商界躋身前20強之列，其中不乏蘇城麾下的知名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