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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6月底，新的一年已經過去一半，在過去的半年中，漢國政府除了在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外，在直接涉及到國家總體實力的工業體系建設方面，也一直保持著極大的重視。
截止1889年上半年，本土官辦工廠企業400家，民營私人企業2700余家，10人以上工廠企業一共3200多家，使用蒸汽機為動力的近代企業2100余家，工人總數60萬、產業工人34萬。
同一時期，日本十人以上工廠將近3000家，使用蒸汽動力670家，工人總數38萬，產業工人17萬。
大陸地區官辦工業企業24家。私營工業企業100多家。近代產業工（不包括礦工）人約8萬，其中上海3.6萬人。約占產業工人總人數的一半。
總觀三方工業發展，漢國、日本、清廷三方人口分別為1800萬（1889年6月底數據）、4000萬、3.7億。
工業起步時間都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
而經過二十余年發展變遷后，三方工業發展的成果卻呈現完全不同的景象。
先說日本一方，日本國內土地貧瘠、資源稀缺，雖然利用剝削本國廉價勞動力生產了一批初級工業商品，但是那些初級工業商品因為質量和機械成本原因，在與西方列強的貿易競爭中，完全處于不利地位。
初級工業產品獲得不了期望的利潤，同時又缺乏海外殖民地作為替代市場，為了持續本國的工業化進展，日本選擇增加各項增加各項賦稅、發展紡布、染織等輕工業的方式，獲取工業發展所需的起步資本。（1895年之前，日本工業發展一直處于低水平、低規模狀態，1895年之后，日本不僅獲得了清廷賠償的白銀，更主要的是獲得了大陸廣袤的市場，和賠償的白銀相比，大陸地區為日本初級工業產品提供了廣袤的工業市場，其價值比賠償的白銀對日本的發展，要高得多。）
其次，清廷方面，清廷政府為了增加自身實力、維持封建統治，同意部分省份興辦洋務、發展工業，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等國營企業皆是在這種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但是，不同于漢國政府管轄的國營企業，遠東地區的國營企業不僅數量稀少，而且管理體制僵化、管理人員貪污腐敗現象比之政府部門更有過之。
拿江南制造總局舉例，主導企業管理的官員對近代工業技術一無所知，對企業發展絲毫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名下國營企業當做斂財的工具，根據漢國本土獲得的情報顯示，從1865年成立至1889年上半年總共二十余年時間內，江南制造總局的臃官數量由40余人增加至200余人，數量增長了五倍。
而且除去企業管理僵化、官員貪污腐敗橫行等因素外，工業發展體系不完備和清廷保守派官員的阻撓，也是導致大陸地區工業化半途而廢的重要原因。
1889年上半年，大陸地區外購的工業原材料價格同比二十年前上漲百分之五十。（其中有官員腐敗、勾結外商的原因。），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等國營企業因為工業原料上漲過快、西方國家商品競爭等原因，連續虧損，許多產業工人被企業官員開除，工廠效益連續下滑，而于此同時，清廷政府包括所謂洋務派官員對民間工業企業的限制，導致大陸地區各項工業行業皆被西方商人壟斷，即便有少數一部分商人冒著風險，以外商的名義創立工業企業，也因為遭受清廷政府、外商、買辦商人等三方勢力的聯合打壓，難以發展壯大為全國性企業。
和大陸、日本相比，漢國人口最少，建國時間最短。但是同樣也是因為建國時間最短，本土國民皆是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等原因，漢國政府得以在沒有任何舊利益階層的阻撓下，從一張白紙開始，規劃本土的工業化發展道路。
建國初期，以農業、畜牧業為立國產業，利用本土廣袤的拉普拉塔平原，大力發展農業、畜牧業，然后用農業、畜牧業發展獲取的資金，投入到鋼鐵、新興化學產業中，反哺本土工業發展。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漢國化工產業成長為新型技術產業，各種由本土研發、生產的優勢化工產品，因為其不可替代性和質量、性能優越性，快速成為本土的又一項支柱型創收產業，被出口到歐洲、東南亞等地區，為本土政府帶來了不菲的財政收入。
畜牧業、農業、農產品加工業、新型化工產業四項優勢產業為本土帶來源源不斷的財政資金，然后本土政府在宏觀規劃的基礎上，根據緊要程度不同，將這些資金投入到不同工業行業中。
四項優勢產業反哺重工業，而像鋼鐵聯合集團、江南紡織廠、漢國礦業公司、皇家造船廠、新京造船廠、長安機器局等高技術重工產業，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也為本土民間工業企業輸送著越來越多的技術人才。
漢國鋼鐵聯合集團、新京造船廠、興和造船廠、皇家造船廠四家大型國營企業是漢國產業工人的最初培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