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規定，京官之家除稅糧及里甲正役之外，優免一應雜泛差役，外官按品遞減。后來，在這些官紳的不斷努力之下，這個規定又改為按照品級限額來優免丁、糧或者丁田。
比如說，在正德年間的規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免田三頃，七品以上免田二頃，九品以上免田一頃，外官遞減。
這個規定，在北方其實還不算什么，換成南方土地產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紳還不滿意，繼續努力，等到嘉靖年間，又幾次說動皇帝修改這個優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時候，變成了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
等到萬歷年間時，又改了，由“論品免糧”改為“論品免田”。優免內容由糧、丁又改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這個來回變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員勢力的此長彼消所帶來的變化，因為免糧和免田對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別的。
萬歷十四年的規定，一直延續到了崇禎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二品八千畝，以下遞減，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畝；外官減半。沒有當官的舉人免田一千二百畝，貢生免田四百畝，監生和生員免田八十畝；那些告老還鄉的官紳則按其品級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見，大明朝兩百多年間，官紳一直為自己的特權而努力。
就拿萬歷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優免田額就增長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優免田額增長了二十七倍之多；而萬歷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時候，甲科京外官優免田額就又各增長了十倍，告老還鄉的官員優免田額增長了六倍；
按理來說，官紳優免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總該知足了吧
可事實是，雖然律法規定官紳線面已經相當豐厚，可士大夫從者什一，違者什九；大部分官紳，那是能優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優免掉。
有這種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輔徐階。他儼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頭；可是，他實際上就是個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濫用優免之權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調停得宜”，意思無外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由此可見，其實還是屁股決定一切。
萬歷年間，南直隸巡按甘士價提出要對官紳優免核查限額，人后禮部尚書陸樹聲就立刻強烈反對，還睜眼說瞎話，說什么“往往田多則累重，亦不必為限制也”。這種話都說得出口，由此可見，為了能全額優免，那是什么臉面都不要了。
事實上，到萬歷年間，土地兼并嚴重，而官紳又想全免，收不上賦稅，全都壓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間動蕩，已經到了必須要整頓官紳優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頓的話，就如同歷史上一般，大明朝破產玩完。
因此，就有官員提出了官紳優免要嚴格按照律法來，這其中，甘士價是一個；雖然他被反對了，因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還好，只是被噴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沒那么好運了。
萬歷二十九年的時候，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令朱國楨看到官紳免役，安坐自如，鄉民應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紳除優免田之外，必須要服役。百姓對此非常歡迎，甚至大書“均田便民”四個大字，貼得到處都是，以此來表達擁護之意。
但是，最后的結果是，那些官紳世家聯合起來，糾結家丁仆從千余人，直接闖進官衙，要捉拿朱國楨，還燒了朱宅。
還有歷史上有名的申時行，錢龍錫等人，也都用各種理由反對優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規定，官紳去世之后，可以繼續優免三年；但是，現實是三年之后，還往往一直優免，這吃進去的好處，讓他們吐出來，不要太難。
由此種種，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積累，等到崇禎朝的時候，就只是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這奏章所寫得內容，就嚇到了張溥和吳昌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