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這個發小，今年過年，我去另一個發小家做客，她的家人依然能叫得上我姥爺的稱號：“劉工”，并激動補充，“你姥爺和她爺爺埋在一起哩！”雖然大過年的，聽到這句，我們都沉默了。
但這確實道出了老一輩廠礦人的生活軌跡：在職工醫院出生，在子弟學校上中學，如果沒考上大學，就繼續在這上技術學校，畢業后回到廠里工作，最后在廠里的太平間結束一生，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個熟悉的山頭。
回憶廠區生活，有過非常快樂的時日。每天早晨，廠區會播放純音樂，雖然不知道曲名，但我爸爸至今能彈出那些“廠里早上放的歌”。
我和發小，曾用四葉草纏繞丁香樹干，做成植物門簾；每周我們還聚一起，用大人穿破的絲襪，給芭比娃娃做抹胸晚禮服。圣誕節，我們會去廠區賓館二樓開的歌舞廳里偷摘圣誕樹上的小禮物。
尤其廠子飛速發展，上市融資后的幾年，每年發給員工們的肥皂、洗衣粉、手套多到用不完，電影院、書店、球桌廳里總是人滿為患。廠里一度每年都有聲勢浩大的煙花表演，那至今仍是我看過最熱鬧最炫目的煙花表演，表演總是以一排“母公司恭祝您新年快樂”綻開在天上而結束。
在這個歡樂的世界里，就連住在天橋橋洞里的一個傻子叔叔，每天拉著架子車，到廠里撿垃圾時，也是笑容滿面的——好像不論什么樣的人，都能在廠里謀得一份差事，養活自己。小孩們放學后，甚至經常和傻子叔叔一起走，有的幫他推架子車，有的聽他講故事，順便再從車里拿走幾個看得上的垃圾。
這里連“較量”都是簡單的。我讀小學時，學校里分幫派，南邊的是一幫，北邊的是另一幫；走干凈安全的天橋的是一幫，走橋下塵土飛揚大馬路的是另一幫，大家暗自較勁的，不過是誰走得更快，更早進到家屬院。贏一次，就能沾沾自喜很久。
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真實的痛苦曾經是隱而不露的：比如小時候，有次出教室，看到空中漂浮著白色片裝物質，我們以為是雪，但經驗老道的老師們知道，是工廠污染，叫我們趕快跑回教室。還有一年，廠里很多人都說，一位工人高空作業，掉進礦坑。真實情況不得而知，大家只看到，第二天家屬院前來了很多黑色小轎車，聽說是領導來談賠償了。
后來，和所有那些曾經地處偏僻，龐大臃腫的廠礦一樣，屬于我的“母公司”故事也開始走向完結。2006年，我們的子弟學校收歸當地教育局，學校的牌匾換了，名字換了，校服換了。從2010年開始，幾代職工家庭陸續搬走，去縣城，去省城，所剩的人越來越少。從五湖四海來的人，最后又回到五湖四海。
我們全家也搬到了距離廠區很遠的一個城里，進入新學校，新生介紹時別的同學都說自己來自某市某縣某區，我只能說我來自“某某廠”。同學后來談起我，說的也是“她是某某廠人”，好像在他們心里，“某某廠”是和縣、市、省一樣正常的地理區劃。
為了融入大家，我也嘗試過和大家一樣說方言，但失敗了——我說得太不標準，自己別扭，別人也聽不懂，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不說了。一些學校里的小混混為此“約談”過我，“你怎么總是說普通話，別裝逼行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明明是在自己的戶籍地，我卻像個異鄉人。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事情開始露出端倪：作為廠三代的我，作為最后一代廠礦子弟的我，無可避免的成為了一個文化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