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中庸》論道，欲合天人、一精粗，使學者知精之由于粗，天之始于人，則用力而不為誕矣。故由夫婦之與知而極之于圣人之所不知，致曲之誠而極之于圣人之能化。故以仲尼之事實之，亦以其始之。稽前圣，法天地，而后至于與天地相似。由與天地相似而化之，遂至于與天地為一。嘗觀孔子之道，至于從心之妙，而本之于十五之志學；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而本之于日用之文章。子思言道，則極于變化之誠，而其本自致曲之誠。孟子言道，則由仁之于父子而至于圣人之于天道后，由可欲之善而至于不可知之神。君子之教人，將使人之皆可為也，必使之由易以至難，而皆有用力之地。故起于夫婦之有余，而推之于圣人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難，使天下其至難者與其至易者無異也。
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聰明者，先聰明于己，而后聰明于天下。叡則《書》之“思曰睿”。知則《易》之“知周萬物”。有聰明而無叡知以行則不可，《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獨任聰明則亂舊章矣。故全此四者，然后可以有臨于天下也。寬則寬大，裕則有余，溫則溫良，柔則《書》之“柔而立”是也。《易》曰“容保民無疆”，是有此四者，然后可以有容于天下也。發者遇事而發其端緒，強者若上文“強哉矯”之強，有執非“子莫”之謂，若“擇善而固執之”之謂也；中者處中道，正者守之以正，守正而不處中道則不可，處中道而不守正亦不可，二者必在相須。足以有敬于天下，常人論敬，不過指敬鬼神、敬祭祀而言，未嘗有言敬天下之民。此言圣人亦不敢輕天下之民也，能敬于民，民亦敬于上。文理者，人倫之理密謹嚴也。察，眀察也。雖有文理，不加密察，則制度文法必有亂于天下；既以謹嚴明察，則足以有別于天下，則天下之人亦自知有別矣。溥博者，廣大也；淵泉者，深峻也。上能有此五者之德，而又上下能察乎天地，然須時而出之，若上文“君子時中”，又曰“時措之宜”是也。茍時可以溫柔，而反用剛毅，則不可；時可以剛毅，而反用溫柔，則亦不可。此言中庸之道，所貴者應時而已。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圣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lt;/div&g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