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寧變法期間，王荊公和神宗及其他同僚日日商議國是，君臣間有大量問對，荊公雖多有記錄，或并未有成書之意。紹圣間，蔡卞（元度）和曾布（子宣）整理獻于朝，徽宗初年兩次編纂《神宗實錄》，皆多取此《日錄》以成書。但后世也有人批評荊公的記錄“歸過于上，掠美于己，且歷詆平生所不悅者，欲以欺后世”，今通讀荊公文字，可知這不是知人論世之言。
此書久已散佚，今據李燾《資治通鑒長編》、陳瓘《四明尊堯集》、楊時《龜山集》等書盡力輯佚，對相關日期略加考察，加方括號［］以為提示，以使得今日之讀者能重返千年前君臣問對之現場。由于這個整理稿輯自不同的書，有作荊公自稱者，亦有他人以第三人稱記述者，人稱雖然不同，但均為荊公及同僚與神宗討論國是的記錄，歷史價值很高。
［四月一日］上問：“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二月］上問如何得陜西錢重，可積邊谷。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于國有事，則財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為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是月］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為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于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為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