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一日］詔增開修漳河役兵及萬人，并力于四月以前畢功。上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要豐財安百姓，須省事，如漳河累年不開何所妨？漳河不在東邊即在西邊，其利害一也。今盛發夫開河，只移得東邊河，卻掘西邊民田，空勞民，何所利？”王安石曰：“若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若治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若或東或西，利害一也，則禹何須浚川，盡力溝洫？勞民誠不可輕，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上笑。
［是日］上論王猛，王安石曰：“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能，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至微淺，然不如是，亦不能濟此功。”上曰：“流放尸素，誠為先急。”安石曰：“但尸素尚宜以流放為先急，況又沮壞時事，固所不容。臣觀王猛臨終與苻堅所言，尤知猛有智慮。苻堅志大而不見幾，好功而不忍，內有慕容垂之徒不誅，而外欲伐晉，此其所以亡也。猛知堅不能除垂之徒，故勸以勿伐晉。不然，以秦之強，而欲取晉，何難之有？”上曰：“先知害，乃可言利。今內困于財用，則不可以有事北狄，亦猶內有慕容垂之徒未誅，則不可以有事于晉也。”馮京曰：“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安石曰：“有一日行之而立見效者，亦不可不急，若流放尸素之類是也。如用兵于強敵，乃當待時而為之不可過。”
［三月三日］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為者，亦未可以為。如討夷狄，招邊境，于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所移。”
［三月四日］先是，上問執政以啰兀城存棄，王安石以為當俟李評等相度至議之。上曰：“李評等若以為可守，何如？”安石曰：“儻不須筑堡運糧，則存而守之無害。”上曰：“如欲守之，固當筑堡。”安石曰：“筑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之后，士氣沮怯，乃于賊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眾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況又陜西人力疲困，難于供饋乎？”上曰：“如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力，棄之而已。然以見兵三千人在彼為可慮，及積糧草多為可惜。”安石曰：“今評等相度急遞聞奏，俟其奏至，棄之未晚。”上曰：“啰兀城非不可營，但舉事倉猝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論，但如李牧猶弗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役不再籍，糧不三載。若誠出此，則啰兀城小利，自不當營，非特失于舉事倉猝也。《易》稱‘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是以‘動而不括’。今動無成算，又非其時，宜其結括也。先王惟知時，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時，尚或事之，此乃所以為文王也，豈害其為圣乎！今人材未練，財用未足，風俗未變，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當周衰之后，風俗壞，人材少。《詩》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當是時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無助之者。宣王能與仲山甫協力，以養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時，首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戰守，則患將帥非其人；欲使之轉糧餉、運材物，則患轉運使非其人。又國財民力困匱如此，則征伐之事固未可議也。”上以乏材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過能為詩賦，及其已仕，則所學非所用，政事不免決于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設飲食稱過使客，則名譽官爵隨之。此風今固未能盡變，則乏材固無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舉能士，責以功實，風俗漸變，政令漸行，則人材終當不可勝用矣。”上悅。及是，遂棄啰兀城而有是詔。
［是日］先是，韓絳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遠不可守，已令廢拆，且抽兵回，而呂大防獨不肯，絳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視，大防又遷延麟州不即往。大風雨，役人暴露，終夜叫號，河外官皆以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便宜只付韓絳，豈可轉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當申宣撫司，毋得徑行。荒堆寨乞令毀拆，如宣撫使指揮。”上疑大防方往相視。安石曰：“若不決然可棄，絳豈肯如此？不須竢大防報也！”上既手札諭大防，乃降是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