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圣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圣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圣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
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于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于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于無者，蓋無出于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于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疏矣。
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于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于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后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義，義失后禮。’是知莊子非不達于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樸并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于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于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于是又傷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于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于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于墨子哉？
后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愿于后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于儒者為貴，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