祿隱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后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圣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棄于己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于此言乎？
曰：圣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跡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跡也，所不同者道也。跡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御哉！
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跡也久矣。圣賢之宗于道，猶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于海，則同矣；圣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于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于道。
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于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涂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跡矣，豈足以求圣賢哉？唯其能無系累于跡，是以大過于人也。如圣賢之道皆出于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圣賢之足稱乎！圣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跡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于弊時哉？蓋于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圣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圣人惡用制作于其間？必制作于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于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