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
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圣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后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
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于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干，然后致力寡而用功得矣。圣人之于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核其名實，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于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為得矣。
所謂文吏者，不徒茍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后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后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
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茍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于時，高世之士或見排于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艷可尚也，于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于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師長勖其門人，相為浮艷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涂，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茍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茍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后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鑒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它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