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
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系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于赳赳武夫、兔罝之人，遠至于江漢、汝墳之域，久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于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系之召公者也。夫事出于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
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眾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于《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于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
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后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后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鸮》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
《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襛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席也，此其先后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眾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善，而異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于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
《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谷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于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墉》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后世并《邶》《墉》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
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為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
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