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所提及的例子，絕非亞歷山大在財務管理上的唯一“謀略”。還有一項頗具深意的舉措，便是他對提比安城邦的資助。
他撥給當地貴族用于城市管理的資金，絕非無償贈予。這些錢被視作一筆需逐步償還的一次性貸款，或者作為交換，當地貴族需給予亞歷山大一些其他形式的優惠。
比如，允許他在貴族的私人土地上駐扎軍隊；將自家女兒嫁給忠于亞歷山大的人；甚至要求他們皈依蓋亞信仰，并在今生與來世都向亞歷山大宣誓效忠。
如此一來，亞歷山大實則是將大量資金轉化為了自身的影響力。這并非單純的支出，而是一種極具遠見的投資。
而亞歷山大“官方”收入看似稀少，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原因在于——他足夠富有，現階段并不急需這筆錢。
“倘若我有能力獨自治理國家，又何必向民眾征稅呢？與其讓錢財在我的國庫里閑置積灰，倒不如讓民眾拿去消費，以此促進經濟的發展！”亞歷山大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這樣的想法，隨后又略帶狡黠地補充道：
“況且，我這般花錢并非全然出于利他之心。我的名下直接掌控著如此眾多的人……這賦予了我更大的權力去支配他們。”
納稅之人，自然會期望從政府那里獲取相應的回報。反之，沒有稅收，呵呵呵……“無代表，無納稅！”——某個偉大的民族曾這般吶喊過！
“倘若我不依賴他們的錢財，便無需受制于他們。相反，我能夠憑借自身的資金，去制定自認為恰當的政策。我敢斷言，要是我依賴他們提供資金，各大工會，甚至那些貴族，都不會像當下這般順從。”
由此可見，降低稅收亦是亞歷山大針對貴族所施行的國內政策的一部分，目的便是打壓貴族勢力。
這是他從歷史中汲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教訓——一旦國王陷入財政困境，不得不向家臣討要錢財，便會逐漸喪失權力。
歷史上此類事例比比皆是。
1215年的《大憲章》明確規定了英國國王的權力界限，其誕生的部分原因，便是國王約翰征稅過高，引發了貴族們的不滿與反抗。
查理一世國王在1649年被斬首，根源在于他拒絕聽取議會在稅收等諸多問題上的建議，最終導致與議會的矛盾激化。
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索，是破產的國王路易十四召回議會以提高稅收，而后貴族和神職人員卻一再忽視第三等級（議會中代表普通民眾的群體，承擔了幾乎所有的稅款）的訴求，引發了民眾的強烈憤慨。
俄國革命更是建立起了一個全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沙皇尼古拉在破產之后，無力保障民眾的生計，從而引發了社會的劇烈動蕩。
這樣的例子幾乎數不勝數……幾乎每一個致使國王和君主權力被削弱的事件，都與經濟息息相關，進而與稅收緊密相連。
當人們衣食無憂，有房可住，有火取暖，能遮風避雨時，往往不會輕易發起叛亂。同理，除非局勢糟糕到極點，否則貴族們也很難聯合起來推翻統治者。
他們需要一個正當的理由來違背自已的誓言。
倘若貴族試圖逆勢而動……那么通常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我們可以以尤利烏斯·凱撒為例，這便是對此最好的例證。
這位羅馬將軍兼參議員深受民眾愛戴，因為在眾人眼中，他是解決共和國諸多困境的希望所在。然而，另一方面，因意識形態的分歧，他遭到部分參議院議員的嫉恨。
這些陰謀者絕無法接受“獨裁者”的存在。
于是，盡管此舉代價高昂，且在輿論上并無明顯優勢，他們還是痛下殺手，將凱撒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