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個罪名很是要命，但是要真的定周如斗這個罪名，卻很難。
因為大明雖對正祀和淫祀加以區分，但其兩者之間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劃分正祀與淫祀的標準為朝廷和地方官員打擊淫祀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地方官員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祠祀性質是淫祀還是正祀留下了彈性空間。
很多時候，是否是淫祀，只在地方官員的一念之間。尤其是在蘇松等地，但凡是能夠為蘇松爭取蠲免賦稅的官員，都會被當地士紳建廟供奉起來。
蘇松的士紳們對此還振振有詞，歷任蘇州知府對此也是放任不管，甚至當朝廷詳查此事的時候，他們還上疏稱：邦國之有祀事重矣，故郡邑首列常祀，而先正先賢或以勞定國、以死勤事，以法施于民者，祀亦次之。所以昭崇報也，至于上下神只，私祀雖多，要皆關系民風，非淫祀。
為自己的不作為辯解。
朱載坖找來趙文華，商量此事。趙文華肯定是沒什么指望撈到生祠了，他對此也是極為反感。
趙文華說道：“凡之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國家重祠廟之祭，教以效化也，而今在蘇松，失其本意也。”
趙文華接著說道：“國家容忍生祠，本為賢臣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以見賢思齊也。”
朱載坖點點頭，這確實是朝廷能夠容忍生祠的原因。朝廷積極表彰循吏，這是儒家仁愛政治觀和治政為民價值觀的體現。同時也為官員樹立了楷模，后世則形成了頌揚、紀念循吏惠政的傳統。
同時對于循吏的表彰，也形成了一套標準化的表彰辦法，如建祠立碑、碑記撰寫、留靴請留、遮留哭送等成為循吏與楷模的產物和表征。
說白了，生祠碑記在彰顯良吏善政的同時，也在向人們訴說惡吏的惡政，正是因為前任官吏未能造福地方民眾，所以當現任官員造福一方時，地方民眾就大為感恩。
朝廷希望通過對善吏、惡吏之間的強烈對比更能使善者永遠被人懷念感恩，惡者永遠被人唾棄。地方官吏、民眾、士紳亦通過這種褒善貶惡的方式告誡后世官員，如果施行善政，會被銘記，反之亦然。
對于朝廷來說，被立生祠的地方官員多有治跡、惠政，而且愛民如子，造福一方，朝廷通過被立生祠的官員在地方上樹立循吏的道德標桿與精神象征，不僅可以激勵繼任官員景仰追慕，使之見賢思齊，也可以在地方上樹立國家權威，控制地方的文化資源、振文教、教化民眾。
但是到了如今，生祠早就不是當初的意義了，生祠祈福報恩之義日益微小，成為官場之間阿諛奉承的政治手段。這對國家正祀、社會風氣、官場交往等都產生了強烈沖擊。
本來大明初年，乘次多是百姓主動自發的行為，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也就是所謂的君子有惠政，則惠德之民將戴之如父母矣，澤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于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則相與肖其像而俎豆事之。
朝廷、地方、百姓都在無意中支持了符合儒家思想修身、齊家、平國、治天下的治世理念，而官吏也將其作為他們為官生涯的最高價值追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