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直接將球踢到了龐尚鵬這里，而龐尚鵬也感到極為頭疼，當夜就趕往首輔張居正的府上，問計于張居正，張居正雖然養病在家，但是朝廷出了這么大的事情，張居正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也知道龐尚鵬來的意思是什么，不過張居正并沒有接待龐尚鵬，只是令自己的兒子，翰林編修張嗣修給了龐尚鵬一句話，要他據實陳奏。
張居正很清楚，既然朱載坖并沒有要張居正回朝，就是不想讓張居正介入此事，那張居正和他的黨羽們在這件事情上就不必參與的，得到了張居正的指示之后，龐尚鵬趕緊去撰寫奏疏，張居正要他據實陳奏，龐尚鵬于是將解鹽、淮鹽之爭的詳細始末都上奏朱載坖。
解鹽的行銷區先增后減，屢有調整，是時大臣建議隨奏隨行，無所阻滯。嘉隆之時，河東與兩淮的鹽官圍繞南陽、汝寧二府歸屬問題不斷上疏，結果各得一府之地。隆慶四年解池遭遇水災，鹽產驟降，河南境內私梟肆行。解鹽和淮鹽圍繞開封、歸德二府的市場爭執不休。
按照大明之前的制度，解鹽行銷于整個山西，陜西省的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省的懷慶、河南、南陽、汝寧四府。與解鹽相毗鄰的蘆鹽行銷于河南的彰德、衛輝二府，魯鹽行銷于開封府，而淮鹽的行銷區被限制在南直隸大部和江西、湖廣二省，但是這個行鹽區域的劃分對于淮鹽來說他們自認為是不利的。
因為從開中的角度來說，邊商確實是愿意從山西就近支取食鹽，然后在附近販賣，所以在大明初年所制定的這些行鹽區域的劃分中，解鹽的行鹽區域確實是被人為的擴大了的。現在兩淮與解鹽所爭奪的行鹽地域，主要就是河南的南陽、汝寧兩府，河東與兩淮鹽區爭執不休，雙方矛盾日深。從嘉靖以來，兩鹽區圍繞著二府的歸屬問題展開了反復的爭奪。
之前在鄢懋卿總理鹽政的時候，曾經對于淮鹽和解鹽的行鹽區域做了一次調整，由戶部出面，確定了淮鹽與解鹽的行鹽地方，當時的規定是：“河南南陽、汝寧二府原系兩淮行鹽地方，后令河東與兩淮并行，遂致爭辯不已。酌遠近為分土，汝寧屬淮北，鹽運自壽州河入。南陽屬河東，鹽運自陜西入。惟舞陽一縣地界汝、南之間，水路可通，仍行淮鹽便，自后各守分地，不得越境私鬻。”
龐尚鵬認為，之所以淮鹽和解鹽之間爭奪不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為了利益，鹽稅征收的順利與否開始與鹽商盈利的多寡相互關聯，而鹽商的盈利情況又與市場銷鹽的多少直接掛鉤，即所謂“鹽少則利微，商虧則課逋”。而現在考成日益嚴格，而朝廷對于鹽運官員的考成，最主要的科目就是鹽稅的多少。
所以為了完成考成，各地的鹽務官員為了保證己方的鹽稅征收，對于食鹽市場的保護愈加重視起來，由是河東、兩淮二鹽區圍繞行銷區的爭執也就變得越發激烈。而具體到這次兩淮和解鹽的爭執，兩淮鹽區官員認為汝州原本就屬南陽府，河東據此可既得汝州，復望南陽。河東鹽場早已憑借成本、路程優勢，把南陽府視為禁臠，又怎肯與兩淮分享。解、淮雙方發生了激烈爭執。
而這次淮、解行鹽的爭執起因，還是隆慶四年的水災，當時大量淡水流入解池，導致鹽花不生，產鹽銳減這是根本原因，而鹽商們的操作則是直接激起除山西之外的其他解鹽行鹽地方的不滿，龐尚鵬在奏疏之中說道：“解池減產，于是設法澆曬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陜者則曬者也。曬鹽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別項征銀抵價，或抑勒鋪里承買，而民間實用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
山西鹽商的騷操作使得陜西、河南等地原本行解鹽的地方民怨沸騰，百姓不愿意使用解鹽，山西道掌道御史李戴就上疏直言其中弊端，他在奏疏中稱：“河東鹽花之生大減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不便，二也；商人因腳價之重，不摻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參半，味苦不佳，三也。”
所以這次很多之前行解鹽的地方也紛紛上疏，不愿再行解鹽，他們的理由是由于解鹽價高質劣，百姓不愿意食用，私鹽泛濫，國課虧損，這些官員們在奏疏中稱：“鹽徒興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名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朝廷官鹽，乃令假手于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為今之計，莫如量為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彼私販者不禁而自息矣。”
但是河東巡鹽御史金階上疏稱現在解池的食鹽生產已經得到了恢復，他在奏疏中稱：“今春瓊珠布滿，盛夏撈采，可足數年。淮商富，解商貧，數年鹽少以來，微本壓墊，負累已久。今鹽花甫盛，而復奪其行鹽之地，此輩有委而去耳，如邊餉何復？”
支持解鹽的晉黨最主要的論據，就是解鹽關系到朝廷的邊餉和軍儲，這確實朝廷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朱載坖對此也十分的頭疼，因為解池減產，對于山西的經濟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影響，山西的官員們也紛紛上疏稱：“往者解池減產，乃創為預責商辦，待池鹽盛生補給之說。迄今為河東大害，環中條數百里間，富家無故破產者十室九矣。”
而在這場行鹽地域的大爭奪中，原本應該發聲的兩淮鹽運司卻一言不發，原本朱載坖還頗為好奇此事，結果一看，兩淮巡鹽御史孫繼先為山西盂縣人，他肯定不愿構怨于鄉黨，所以只能選擇不吭聲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