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于仁和鄭松兩人打了個機鋒，雒于仁詢問鄭松春秋正義，而鄭松的回答是綱常，為什么是綱常呢？因為在綱常中，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
如果將這個東西反映到安南和大明上來的話，大明是宗主，而安南是藩屬，作為藩屬，安南的當然有義務服從大明，這點是鄭松所清楚的，同時在綱常之下，對于宗主同樣是有約束的，所謂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
鄭松的想法是很簡單的，大明和安南確實是藩屬關系，這對于大明來說既是權力也是束縛，雖然大明可以借此干涉安南，倒是明目張膽的吞并安南，在法理上還是說不過去的，這點鄭松是清楚的，鄭松的想法也是很簡單的，就是大明要問罪也罷，斥責也罷，鄭松肯定是都受著，但是同時鄭松也要高舉安南是大明的藩屬這個護身符，說明安南和大明之間的關系。
鄭松的這個辦法確實是有效果的，對于大明來說，是絕對不可能主動去破壞宗藩關系的，這點即便朱載坖是皇帝也不行，這不僅僅涉及到祖制的問題，更加涉及到大明和周邊國家關系的問題，絕對是不能夠輕易作出改變的，這點不僅僅朱載坖很清楚，鄭松也很清楚，所以這個時候鄭松就要高舉大明藩屬的牌子，作為自己的護身符了。
對于鄭松的說辭，雒于仁并沒有予以反駁，而鄭松也以為自己的策略有效果了，使得雒于仁不好辯駁了，見雒于仁并沒有反駁自己的說法，鄭松開始頻頻勸酒，一眾安南的儒臣們也開始勸酒，雒于仁是來者不拒，酒足飯飽之后，雒于仁還是提出了自己的老問題，就是要面見黎維潭。
對于雒于仁的這個要求，鄭松還是予以了推辭，他說黎維潭身體不適，無法接待天使，已經將此事全權委托給國相，也就是自己了，如果有國書等需要呈遞的話，鄭松可以代收。
雒于仁當即說道：“王可以假乎？”
鄭松趕緊說道：“外臣不敢僭越也，但受命耳！”鄭松的這種詭辯對于雒于仁來說根本就是扯淡，黎維潭受不受命給你鄭松不過就是你鄭松動動嘴的事情罷了，在這糊弄誰呢？不過雒于仁很清楚自己的使命，自己不是來解決安南國內的矛盾的，而是來問罪于安南的，說的更加直白一點，就是為大明征討安南提供借口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要是鄭松把雒于仁給殺了，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不過鄭松不傻，對于雒于仁極盡款待，就是不想給雒于仁任何發難的機會。
今日也算是酒足飯飽了，雒于仁最后說道：“本官有一言以相告，還望國相知之。春秋正義，其在忠孝，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
雒于仁起身行禮，施施然離開了，留下了一眾安南臣子們面面相覷，作為飽讀詩書的人，他們當然知道雒于仁所說的話的意思，這是一個很著名的典故，西周時期紀國的國君看到齊國的國君對周天子很不尊重，便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于是他就對周懿王說：“齊國的國君一直對您很不敬，現在您應該將他殺了，讓其他不敬您的諸侯王看看，這就是不尊敬您的下場。”周懿王聽后覺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就將齊哀公給殺死了。
沒想到到了二百年后，齊國對紀國展開了報復，齊襄公即位后，在伐紀報仇方面表現得非常堅決。齊襄公即位的第三年，齊襄公就發兵攻打紀國，紀國不得不求救于魯國，魯桓公出面調停，組織會盟，紀國的危機有所緩解。然而，齊襄公并沒有放棄滅掉紀國的念頭。次年，齊襄公殺死魯桓公和鄭君子亹，紀國失去了魯、鄭兩國的保護，形勢急轉直下。
齊襄公撕毀盟約，打著為九世祖報仇的旗號，再次興兵伐紀，連下三城，驅其民而占其地。兩年后，紀國分裂，紀侯之弟紀季將酅邑獻給齊國，甘做齊國的附庸。一年后，齊襄公派兵攻破紀國都城，紀侯將剩下的國土交給紀季，出國逃亡一去不返，紀國滅亡。
在當時，齊襄公的這種做法是不符合常規的，一般認為，家仇五世，到了齊襄公的時候，已經是九世之仇了，按理說齊襄公不應該再找紀國報仇了，當時的風俗是，家仇只論五世。但是公羊傳認為國仇不受世代限制，而且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在儒家思想中，國仇是不同于家仇的，不受時間的限制。
圣人都曾經說過：“王道復古，尊王攘夷。十世之仇，猶可報也!”公羊傳對此的評論是：“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
這是儒家思想的報復觀念，也就是所謂的國仇不可忘，這也是雒于仁說春秋正義的用意所在，雒于仁是明確提醒安南人，大明要是征討安南，理由不是什么安南不恭順，而是復仇，復什么仇？當年宣宗撤兵之仇，安南人認為自己迫使大明撤兵，是一件極為榮耀的事情，但是對于大明來說，這就是宣宗皇帝的恥辱，安南侮辱了大明皇帝，這個仇自然就是國仇了。
朱載坖作為后世之君，無論是報復國仇，還是為先代之君洗雪恥辱，都是極為正當的，而且復仇的優先級在儒家思想中顯然是高于宗藩關系的，大明拿出報復國仇作為理由，即便有宗藩關系，依舊是有正當性的，這點這些安南的臣子們是很清楚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