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身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安德魯化身為“懂王”，不僅親自參與了《法國史》與《歐洲史》的編撰與審核，而且組織了法國歷史學會，出版發行了一系列的歷史檔案和法國編年史著作。
為此，安德魯還在《費加羅報》上，以“管殺不管填”的匿名身份，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最后的一課》。
小說主要講述在普奧聯軍入侵法國期間，一名外表怯懦，但充滿正義感與愛國精神的法國鄉村教師阿爾豐斯·都德，在面對外來侵略者時，配合游擊隊進行了一系列英勇抗爭的故事。
最終，都德老師為了掩護負傷的幾名游擊隊員，主動暴露了自己。在教授完學生們最后一課，他義無反顧的走上敵人的絞刑架。
沒錯，安德魯在借助虛構的文學方式，向國民灌輸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來構筑一個由他來領導的，全新的且強盛的法蘭西共和國及法蘭西民族。
如果說法國的民族覺醒屬于法系的國民主義，那么德意志的民主覺醒，就是德系的先驗主義。而且這種德意志模式，在另一時空，屬于世界上最為廣泛的一種民族建構思路。
也是在拿破侖戰爭時期，赫爾德依照法國人的經驗，提出了“民族精神寓于語言之中”，同時他反對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他認為民族語言先于理性而存在，是否擁有法國人所謂的理性，并非構建民族的標準。
此外，法國人妄圖以理性主義為借口推廣法語教育，是對早已存在的德意志民族精神遺產的打壓。基于此，德意志民族必須盡力發掘以（泛）德語為基礎的古老德意志文化傳統。
另一時空的赫爾德，其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他不僅為德國在日后反抗法蘭西民族主義的運動中，找到了自身民族建構的法理依據，甚至為19世紀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一種標桿。東歐諸民族運動，芬蘭，遠東的幾個國家都采用了這種路徑模式。
通過先驗主義式的民族思維路徑，民族主義者會宣稱自己的民族在恒久遠的一個時代就已經存在，證據則是能代表本民族的語言、文學、繪畫、音樂，高貴民族精神并非存在于上流貴族人士（通常是講法語的人）的言談舉止，恰恰存在于鄉野民俗阿公阿婆的精怪故事中，正如格林兄弟不遺余力搜集德意志民間故事，瓦格納在齊格飛的日耳曼多神教中尋找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樣。
不過在本時空，赫爾德的上述哲學思想并沒有出現在普魯士和德意志。那是在1797年的冬天，由于連夜撰寫《與上帝的幾次談話》系列的赫爾德，因為突發了一場傷寒，醫治無效后逝世于家中。
對于可能威脅到安德魯法國核心利益的，這些“尚未出名的歷史名人”，穿越者一貫都是提前重拳出擊，直接在肉體加以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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