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國民民族只是從理性和觀念出發塑造新的共同體，它造成了一種假象，只要承認（或者默認）三原則的人，都可以轉變為“法蘭西民族”，他的共同體邊界可以無限拓展，而這也為日后的拿破侖帝國路線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當然，這些歷史常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本時空，等到安德魯上臺之后，他在不斷修正另一時空的種種錯誤做法，包括堅持從法理上將法蘭西共和國的疆域，永久的限定在萊茵河、阿爾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與拉芒什海峽（英吉利海峽）劃定的范圍內。
至于其他地區，進駐荷蘭和瑞士，的確是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而在德意志、意大利，以及波蘭等東歐地區，安德魯表現更為理性與現實，他是在尊重當地歷史，還有民俗民風的前提下，通過以輸出“年幼君主”的方式，完成對占領區的有效控制。
不僅如此，從1795年開始，安德魯和他下轄的法國中-央政-府，一直在延續、加強大革-命時期的做法，不僅在壓制布列塔尼的獨立性，還在3年前才正式加入法國大家庭的萊茵蘭地區，不留余力的推廣法語。
比如說，約瑟夫-富歇在擔當萊茵蘭總督期間，他曾向安德魯做出承諾，“會根除那些威脅到新生民族國家安全的語言威脅，把任何一名拒絕學習法語的德意志青年，徹底地清除出萊茵蘭，以便給那些居住在法國卻不講法語的人一個嚴重的警告。”
與此同時，已經接替奧什成為布列塔尼總督的布律納將軍，在南特召開的一次布列塔尼教育官員暨中小學校長的會議上，毫不隱瞞的對著臺下的眾人說：
“公民們，請務必牢記，你們被派到這里的唯一使命，就是消滅布列塔尼語……是的，為了法蘭西民族的統一，法語必須是法國的唯一語言，所以布列塔尼語言必須消失，永久的消失！”
語言和文化同化的目的，在于增進人民之間的內聚力，創造人民對國家的高度認同。但是，僅有語言的一致性還是不夠的。
現代國家在創造其民族性的過程中，所采取的另一個重要手段，是編撰一種與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相一致的“民族的”歷史，求助于過去時代的合法性，來創造一種現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文化認同感。
現代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在建構民族性時都訴諸歷史，都從歷史當中尋找其訴求的合法性，通過建構一種共同的歷史和文化，來建構集體認同，調動人民的效忠意識和獻身精神，動員人民對政治和其他國家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
安德森在強調現代民族建構的同時，也強調了民族建構過程中發生的這種“捏造”歷史、“發明”傳統的現象，強調這種“捏造”的歷史在增進人民之間的內聚力、形成共同文化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在康巴塞雷斯、克拉克、達維等人的勸說下，安德魯逐漸拋棄了之前對法蘭西學術院和文學院的固有偏見，開始加大了扶持力度。那是他意識到，通過確定法語的唯一性，以及愛國方向的歷史教育，培育民族情感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從1797年開始，“歷史學”作為一種公民教育的手段，堂而皇之地進入法國官方的教育計劃，從最基礎的小學教育開始，再到中學教育，并延伸至高等教育，一個不落。即便是在保守的宗教學校的教育體系中，法國歷史學也屬于強制的一類必修科目。
總之，就是在法國建立大眾化的、標準化的公共教育體系，在學校各個年級教授標準的歷史教材，以法蘭西人歷史上的英雄與美德教育學生，向他們灌輸法蘭西民族的偉大歷史，培育他們的民族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