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錢不再是攔路虎，而國家的大政方針也早早的確定了，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組建一個社會各階層能接受的管理團隊，去領導波蘭的士地改良運動。
在安德魯的建議下，內閣財政大臣科萬塔伊神父，成為了“農委會”的第一任主管。
早在20多年前，這位科萬塔伊神父就在協助主教們打理波蘭天主教會的財產，他對全波蘭的士地、莊園，及權貴們隱匿的財富知道很多。
與法國一樣，波蘭的天主教的職人員同樣可以擔當國家公職，就如同法國的紅衣主教，黎塞留公爵那樣。
所謂的“農委會”，全稱叫做“研究農民問題委員會”，在履行中-央行政職能的各個機構中，這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臨時部門。
因為是科萬塔伊神父兼任擔當“農委會”的第一任主-席，所以，未來20年里，該機構負責人，基本都是由內閣財政大臣來兼任。
最開始的時候，眾人以為組建這個“農民委員會”的目的，只是為了研究與討論波蘭境內的數百萬農奴事務而存在的。
然而，在安德魯堅持下，波蘭的三位執政官賦予了科萬塔伊神父極大權力，不僅能隨時得到情報部門和軍警的全面配合，甚至還可以請求當地軍隊，嚴厲鎮壓蓄意反抗或拒絕合作的農奴主，以及到處煽風點火的左派激進分子。
從1798年11月正式開始，前后持續了20年，誕生于法國的近代社會的文明制度，最終惠及到全波蘭的數百萬農奴，以及涅曼河以東的廣大地區。
改革之初的時候，波蘭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中部與北部地區，60%的人口，都屬于農奴或半農奴。這些人被完全束縛在士地上，生產效率十分低下。
當農奴遭遇地主（農奴主）的肆意鞭打，甚至被處死時，地主不需要在法律上付出任何代價，只需賠償一頭驢子。
另外，未經地主的書面允許，麾下農奴們不得私自入城雇工。即便獲得允許，農奴們收入的大部分也必須上繳給地主，以便沖抵沒完沒了的勞役和稅賦……
總之，波蘭的農奴制度，嚴重妨礙了以自由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經濟的發展。
從表面上看，農奴的解放感覺非常容易，只需要巴爾斯政-府聯合代表民意的波蘭國會，發布一道命令就可以完成，如同1794年的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領導的波蘭大起義那般。
可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解決士地的分配，那些沒有耕種地的農民，為了生計，又不得不重新依附于他們原來的農奴主，再度委身為農奴。因為農奴的經營權，是同他們的農奴義務結合在一起的。
對于存在波蘭近干年的毒瘤，曾有雅各賓派的激進分子反復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即效仿法國式的大革-命，實施血腥殘暴的士地革-命，可以方便快捷徹底解決這一社會難題。
然而，科萬塔伊神父對此卻竭力反對，堅持認為這種看似合理的野蠻措施，不符合波蘭當前的內憂外患的艱難國情。
如果將所有罪責統統歸于大貴族與農奴主的貪婪，顯然是極為不公平，且有失公允的，必須依照契約的精神，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