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下議院也并非完全被動挨打，他們以一種頗具政治手腕的方式——摻沙子，將幾個政治立場傾向平民下院的貴族院議員（而且這些議員還身負巨額欠債），送到了議會上院的調查委員會中。
這些被安插進去的議員，就像是下議院埋在上議院調查委員會里的“眼線”，他們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調查的走向，另一方面也能及時將調查委員會的動態反饋給下議院，以便下議院及唐寧街做出相應的應對策略。
按照業已形成的大英帝國的優良傳統，在通常狀況下，這類政治丑聞只是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畢竟，在英國的政治生態中，各方勢力盤根錯節，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調查委員會的參與者們往往并非真心想要徹查真相、懲治腐敗，他們更多的是為自己、自己家族或是所在一方的政治團體，撈取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一旦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們就會選擇罷手，讓這起政治丑聞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人們淡忘。
那些老態龍鐘的傳統貴族們其實頗有自知之明，他們清楚地知道，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無法取代充滿生命力的新興貴族，更不可能完成像斯圖亞特王朝在1660年那樣的復辟之舉。
事實上，1660年也是貴族院再次復辟的日子，從那以后，貴族院的權力和影響力就在逐漸衰退，新興的商業貴族和資產階級勢力不斷崛起，成為了英國政治和經濟舞臺上的主導力量。
無論是上議院，還是下議院，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大家都形成了一套應對危機的標準處理策略，也就是所謂的“四階戰術”：
第一階段，當政治丑聞剛剛曝光時，他們宣稱什么事都沒有發生，試圖淡化事件的影響，讓公眾相信一切都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
第二階段，隨著事件的發酵和公眾關注度的提高，他們會說也許有事發生，但是我們不該采取行動，繼續拖延時間，希望公眾的注意力能夠被其他事情分散；
第三階段，當輿論壓力進一步增大時，他們會說也許應該行動，但我們什么都做不了，把責任推給各種客觀因素，為自己的不作為找借口；
第四階段，當事情已經發展到無法挽回的地步時，他們會說也許當初能做點什么，但現在已經太遲了，以此來逃避自己在事件處理過程中的責任。
在1787年，就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英國議會通過了對涉嫌貪污及勒索的前孟加拉總督沃倫·黑斯廷斯作出彈劾，并委任18人調查團對事件做出深入聆訊。
然而，隨著這種有意無意、錯綜復雜的聆訊一直拖沓地進行，英國各界對聆訊關注的熱潮亦漸漸減退。調查團的成員們似乎并不急于得出結論，而是在各種利益的博弈和權衡中，讓聆訊變得越來越冗長。
而有關聆訊遲至數年之后才正式宣告結束，那位黑斯廷斯前總督則被裁定無罪。這一結果讓很多人對英國的司法和政治體系產生了質疑，也讓人們看到了政治丑聞在這種處理方式下是如何被淡化和消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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