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崇禎帝的恩威之術了，嘉獎了馬國璽與王斗，仍讓其文武相衡，防止王斗勢力過大。同時挽留了吳植，讓其感恩戴德下，更實心辦事。讓他安在東路，可以更好地監視王斗。
而且馬國璽與吳植，一人傾向楊嗣昌，一人傾向薛國觀，留二人在東路，也有相互制衡之意。
任何地方都不能一家獨大，這是崇禎皇帝的想法。
……
“皇上圣明！”
在楊嗣昌與薛國觀的歌頌聲中，東路這場變故，就此落下帷幕。
對崇禎皇帝而言，東路之事，只是“小事”，他有更重要的事要談。
不錯，比起東路這件“小事”，方才崇禎皇帝與楊、薛二人談的才是要緊的“大事”。
這便是張獻忠與羅汝才等人重新叛亂之事，五月初九日，張獻忠、羅汝才又反，他們才招安多久？剛剛一年，又迫不及待造反了。也因為有張獻忠等人在前，崇禎皇帝對王斗更不敢嚴厲，王斗的威力，可不是張獻忠之輩可以比的。
其實張獻忠再次造反早有跡象，崇禎十一年四月，張獻忠受撫于谷城，其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禮節，實際上訓卒治甲杖，不放兵、不應調、不入見制府，驕不奉法。
他在谷城征糧、征稅、擴兵，向熊文燦要挾無度，谷城知縣阮之鈿言張獻忠必反，幾次密告。熊文燦惡聞其語，不加理會，果然張獻忠又反，阮之鈿被殺。張獻忠與羅汝才聯合，聲勢大振。
崇禎帝聞報后極為憤怒，下令將熊文燦削官，戴罪視事。就在十幾天前，授剿總兵官左良玉被張獻忠打得大敗，士卒死傷上萬人。軍資丟棄無數，所有的軍符印信也全部失去。
因為左良玉大敗，局勢惡化，崇禎帝對熊文燦更怒。己經遣使將熊文燦逮捕入京。歷史上的崇禎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熊文燦被斬首棄市。
這個時候，崇禎帝己經有令楊嗣昌為督師的意思，不過首先要解決糧餉問題。
早些年，大明己經征了遼餉、剿餉。因崇禎十一年清兵入寇，決策抽練各鎮精兵，復加征練餉。當年的剿餉以一年為期，一年過后停止。不料糧餉用盡流寇還沒有剿滅，崇禎皇帝只得下令征收一半。
現在張獻忠又反，局勢靡爛，要剿滅其部，需要的糧餉可能達天文數字。幾日前，督餉侍郎請征剿餉全額，再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合遼餉、剿餉、練餉三數。共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兩。
崇禎帝擔憂失信于天下，畢竟自己下詔只征剿餉一半，現在復征全額，有出爾反爾的隱患。剛才在乾清宮，崇禎皇帝就是與楊嗣昌，薛國觀二人商論這個問題，被宣府鎮新來的奏疏打斷了。
東路之事決定，君臣繼續進行剛才的話題。
對于皇帝憂慮失信這個問題，楊嗣昌說道：“無傷也，加賦出于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贈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
他為皇帝舉例，全國統計在冊田畝數共七百多萬頃。往常的稅收，也不過僅占百姓產量一成罷了。便是三餉加派，算是翻了一倍，也不過是百姓收成的二成，絕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剿滅流寇之后，便可免去這些加派。天下重歸太平。
而且此次練餉的加派，還有剿餉的復征全額，主要對象是那些地主豪強，不會對普通百姓造成什么影響，還有抑止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的功效。
顯然的，楊嗣昌忽略一個問題，各地土地有肥沃貧瘠，產量各不相同，統一按畝征收賦稅，會造成很多悲劇。更重要的是，在冊的田畝土地，有一大半是藩王、權貴、宦官、勛臣、武人、文人、商人擁有的土地，這些人是不交稅或是逃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