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三法司要不要調整，請陛下說明白些。”
“讓老臣心里有底，方便三法司改制。”
不相信皇帝不調整地方三法司機構，袁可立詢問道。
朱由檢對地方三法司機構其實也有考慮，只是因為對地方事務不熟，不敢輕易決定。
此時袁可立愿意商量，他就試著說道：
“縣級就暫時不動，仍舊由知縣負責。”
“但是知縣只能判決杖刑以下案件，徒刑、流刑案件要提交給法庭正式審判。”
“縣級使用笞刑、杖刑致人死亡和殘疾的，也要追究責任，不能讓他們妄為。”
這是在限制知縣權力，宋朝就規定知縣只能判決杖刑以下罪犯，大明也規定犯徒流罪者、縣里擬罪之后要提交給上級。
朱由檢更進一步，明確規定知縣沒有審判徒流罪犯的權力。而且在實行笞刑、杖刑時也要注意，不能打死打殘犯人，防止他們肆意使用刑罰殘民害民。
袁可立對這點同樣十分贊同，覺得應該限制知縣權力，又問道：
“地方法庭應該如何設置？”
“是在提刑按察使司，還是在州府？”
朱由檢想了一下，說道：
“府要設置法庭，由通判、推官負責。”
“州要分別看待，省直轄的直隸州按照下府對待，由判官負責。”
“府屬州下轄五個縣以上的，同樣按照下府對待。低于五個縣的暫時不變，按照縣級對待。”
對大明省府州縣的設置，朱由檢實在頭疼。
大明開國時撤銷行省下面的路，改路為府、改行省為三司，直接管轄府州縣，簡化行政區劃體系。
但是府州縣作為遺留問題，即使在后來多有調整，仍舊不盡如人意。
大明知府是正四品，級別非常之高，只比按察使低一品，相比被朱由檢降為正三品的布政使也只是低一品。
有的府地盤非常大，能有二三十個縣。這些縣全部由府直接管轄，顯然管不過來。所以就有了從五品的州這一級，管轄一個到幾個縣。
例如河南開封府下面，就有鄭州、禹州等屬州，一共四州三十縣。屬于省府州縣四級體系。
還有些州由布政司直轄，稱為直隸州。屬于省州縣三級體系。
至于那些沒有屬州的府，自然屬于省府縣三級體系。
單看這個，似乎還能勉強接受，但是布政司、按察司又派出官員分司諸道，分管督糧道、提學道、分巡道、兵備道等道。
這些道，在朱由檢看來就是后世省廳的作用。只是大明在太祖朱元璋的打造下，屬于小政府模式，很多機構都沒有設置，連地方轉運衙門都沒有，戶部每年實際掌握的錢糧收入只有幾百萬。
權力最討厭真空，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政府的責任又很多，天然就有救災等義務，要求有相應的權力。
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道的職責變得越來越多，把省里沒有設置的機構責任接過來，權力越來越大。
后來演變至清朝，道就成了府的上級單位，幾乎可以說是省道府州縣五級體系。
雍正皇帝覺得這樣實在是亂，把屬州改為散州，不再轄縣，只有直隸州才能轄縣。變成了省府縣、省府州、省州縣共存的三級體系，稍稍遏制了地方行政區劃復雜化的傾向。
但是這個做法，并沒有完全扭轉行政區劃的復雜化，道級仍舊不可避免地成為地方行政區劃。
后來民國推翻清朝，看這種亂糟糟的行政區劃實在不順眼，就有人提出把道府州都取消了，變成省縣兩級體系。
北洋政府因此廢府存縣、改州為縣，各種古意盎然的州府稱呼，自此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