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如果掌握了最高權力,還可以靠工業革命與皇權下鄉這兩種手段來瓦解“吏”在基層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但在如今的宋代,既不具備發展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皇權也存在先天孱弱的缺陷,實際可行的解決辦法其實就更少了。
王安石灼灼的目光如同實質,緊緊鎖在陸北顧臉上,等待著他的回答。
“王公。”
沉吟了片刻之后,陸北顧的聲音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打破了暖閣里的沉寂。
“重典嚴刑,可懲一時之惡,卻難斷萬世之根,而血流成河,非仁政所取,亦非長治久安之策。”
陸北顧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座眾人,最后落回王安石身上:“在下以為,欲解‘無祿養之資,有破家之能’之困厄,非一劑猛藥可愈,當三管齊下,方可稍緩。”
“其一,胥吏非天生惡徒,其剝民自肥,根由在無恒產、無恒心,故可酌定出一個胥吏開支范圍,需使其足以養家糊口,免其凍餒之憂。此乃釜底抽薪,斷其貪墨之‘不得不為’。”
王安石眉頭緊鎖,顯然在快速思量此策的可行性。
“國用日蹙,百官俸祿尚需裁減,何以養此萬千胥吏且此輩多為本地世襲,家資未必匱乏。”
“王公明鑒。”陸北顧不慌不忙,“在下所言,并非是給每個胥吏發放固定俸祿,而是各州縣所需胥吏開支的范圍本來就有大概數字,便可如‘公使錢’一般形成定制,專用于胥吏支給.此錢來源,或自地方‘系省’錢物中劃撥定額,或由轉運使司核定,使其名正言順,而非巧立名目,暗中攤派。”
聽了這句話,王安石若有所思了起來。
自從在慶歷二年中了進士之后,他在州縣摸爬滾打了整整二十年,地方衙門到底是怎么運作的,他再清楚不過了。
所以,王安石很快就意識到,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操作,且具有可行性的。
而這個想法,正是陸北顧經過岳州時,受到岳州軍事判官王陶用“公使錢”請他們吃飯并贈送禮物所啟發的。
——大宋的胥吏制度,為什么不學學“公使錢”制度呢
既然“公使錢”這種地方自用里支出的招待費制度也是因習慣而形成的,并且在形成制度之后受到了相當的約束,那么胥吏所費同樣是地方自用支出里的人員費用,同樣已經形成了習慣,也可以制定成正式制度啊!
還是那句話,有制度,總比沒有制度好吧。
因為大宋的地方州縣衙門,本來就有雇傭胥吏這筆支出,只不過因為擺不到臺面上,所以始終在用其他費用的名目來報賬。
與其這么上下心照不宣地糊弄著過日子,還不如形成定制,將胥吏所費,如“公使錢”一般根據州縣衙門實際所需,制定出大概的數字,這樣也好進行核查雖然核查通常就是走個形式吧,但還是有那么點賬面上的威懾力的。
陸北顧見王安石明白了過來,繼續說道。
“而州縣衙門往往冗員充斥,人浮于事,十吏之中,恐有五六為冗,只要能把數字卡住,便可自然而然地起到‘汰其冗、留其精’的效果至于裁汰誰,那是州縣衙門內部之事,如此一來所費總額可少,而留存者卻得享足夠錢帛,其心可安,其行便可束。”
形成定制之后,就相當于把原本的潛規則變成明規則了。
這樣地方州縣如何給胥吏具體地分配這筆錢,以及為了維持基本的行政職能是否要裁汰冗員,那就是地方自己的事情了。
如此一來,就成功的將中樞和地方的矛盾,轉化成了地方內部的矛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