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大明朝廷市舶規定：國王、王妃、陪臣等附至貨物，抽其十分之五，其余官給之值。暹羅、爪哇（爪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私赍貨物，入為易市者，舟至水次，悉封藉之，抽其十二，乃聽貿易。
就是說，對那些非進貢的物資有兩種待遇：屬于國王、王妃、陪臣附至的貨物，要按50%的稅率征稅；而商人帶來的貨物，則按20%的稅率抽稅。
但是，這些規定在很多時候，完全是一紙具文，并未實行。
洪武四年七月，明太祖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同年九月，“戶部言高麗、三佛齊入貢。其高麗海舶至大倉，三佛齊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請征其貨。詔：勿征”。
洪武十七年，又“命有司凡海外諸國入貢，有附私貨者，悉蠲其稅”。
永樂時期，亦仿洪武舊例。
如“永樂元年八月，西洋瑣里國王遣使貢，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稅。命匆征。又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刺泥等人入貢，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稅，亦不聽”。
所以，明雖沿前朝市舶司之名，卻無抽分之法。
說白了，大明所設的三處市舶司，并不以經濟效益為目的。
它的建立，只不過是為了“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而消其釁隙也”。
換句話說，它就是明朝變相海禁政策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政治大于經濟，它的主要任務就是掌管朝貢事務。
所以，有人言及市舶司之用，“貢至，經理之。此外他無事事。”
不過，到了明朝中后期，朝貢貿易日趨衰落，再加上財政出現困難。在正德年間，開始重視市舶司的“番舶抽分”作用，對外洋番商著手征收關稅。
隆慶開放海禁后，市舶貿易掀起了一個高峰期。
在新的形勢下，因夷人報貨不準確，市舶的抽分改為丈抽制。
“番商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舶提舉同縣官盤驗。”
不過，囿于市舶司官員和屬吏的“專業性”不足，市舶稅的征收很快又從官府轉為牙行所代勞了。
所有外洋番商進入大明港口（廣州和月港）后，只能通過牙行的代理，繳納市舶稅，轉售所攜外洋貨物。
也就是說，在大明的通商口岸，牙行掌握了外貿的經營權，他們以舶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奪，上下舞弊，以飽私囊。
“外洋番貨，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
此時，廣州便滋生了三十六行（牙行）的組織，代番商辦理一切手續，包括繳納市舶稅、轉售番貨等貿易事務。
這些牙行，“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滋潤而愜意。
“破浪號”駛入廣州碼頭不到半日，便有牙行尋上船來，要求代理一切在粵進出貨物之責。
考慮到人生地不熟，以及對此時大明的外貿政策幾無了解，穿越眾也只能入鄉隨俗，將此次大陸之行的進出口事宜全權委托給這家名為‘利順行’的牙行，代為驗貨、定價、征關稅，以及發賣所攜舶貨。
原本以為這么一艘大船，一定載滿了大量外洋番貨，怎么著也能勘算出四五十萬兩銀子，然后抽他一個萬兒八千，血賺一大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