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明建立以來，在遼東只設衛所，不設州縣，試圖通過這種模式將這塊邊疆地區緩緩納入到王朝的版圖之中。
當衛所制度崩潰之后，而該地區又陷入到無窮無盡的戰爭泥潭之中時，用兵的耗費只能全部仰仗朝廷供養。
而經過洪武、永樂兩個時期，中央集權得到空前的加強，這就是使得任何一點微小的邊疆危機，都必須要傾全國之力去解決。
遼東是比廣義上的北方更北的北方，經濟上也更加落后，在規模日益龐大且頻繁的大明-后金戰爭過程中，根本無法供應云集在遼東的各路軍隊，后勤保障就成了一個極為艱巨的問題。
南方的糧食要通過漕運先到華北，之后，再由陸路或經登萊由海路輸入遼東，靡費甚重。
“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輸京者，交納之費過于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
也就是說，輸入遼東的物資，路途消耗占到所運貨物價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糧食體積大而價值低，向遼東運糧顯見是極為不劃算的。
于是，某位“有識之士”向朝廷建議，直接向遼東輸入體積小而價值高的白銀，讓遼東諸鎮自行解決一部分軍糧問題。
然而，這種在后世看來明顯缺乏經濟學常識的舉動，使整個遼東立時陷入到一個巨大的麻煩之中。
通貨膨脹！
從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參與薩爾滸戰役的各路明軍向遼東集結開始，到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大明向遼東輸送各類物資及軍餉高達兩千萬兩，其中大部分白銀從南方而來。
將巨量的白銀從南方投放至人口稀少、工農業極度凋敝的遼東，引起了災難性的輸入通脹。
到天啟元年（1621年），后金攻克沈陽為止，遼東的糧價較薩爾滸之戰前暴漲了六倍之多，海量的白銀沒有解決軍士的生計問題，反而讓他們陷入了“抱金而死”的境地。
“……今日遼東之患不在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踴貴，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兩，石粟二兩。”
“……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費分十五萬之軍，每名約得六兩，于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糴米僅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亦未免抱金餓死矣！”
比軍士更慘的是遼民，他們不但同樣受到輸入性通脹的沖擊，生計困難，還要受到餓急了的軍士的劫掠，為了活命，富人逃往關內，或由海路逃入山東半島，中等人家或逃入遼海諸島，或逃入朝鮮。
而窮人，只能坐而待斃，或干脆投入后金，為建奴牛馬，以茍全性命。
在袁崇煥之前就有人主張“遼人守遼土”，以此來減輕朝廷的負擔，但熟知遼事的熊廷弼針對遼人迫于生計大量逃往的狀況尖銳地反問：“為以遼守遼之說甚美聽，而遼人余幾？”
大明搖擺的遼東政策始終讓自己處于戰不能戰、和不能和的尷尬境地，一加再加的遼餉不但害苦了遼民，也催生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流民暴亂。
大明每年竭力將白銀輸往關外苦苦支撐，使得遼東像一個吸取白銀的黑洞，源源不斷地將大明從大航海時代中獲得的生命力吸收殆盡，最后逐漸萎縮凋敝。
“所以，應對遼東糧貴銀賤的最好辦法就是從海路將南方的糧食大規模地輸入進來，而不是一味地將饑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弄過來。”
1632年9月28日，當看到兩艘滿載南方稻米的福船駛入哭娘島（今海洋島）那座略顯簡陋的碼頭時，正要準備乘船返回旅順的尚可喜當即向鐘明輝表示要先行購買三千石糧食，以供其東江鎮官兵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