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恒見張岱沉默不語、氣勢似乎為自己所奪，一時間自然有些得意，但很快便也意識到自己這咄咄逼人的態度并不適合進行接下來的交流。
于是他在稍作檢討后便也將態度放軟，臉上微微露出笑容，向張岱說道：“日前竇畢公家中竇郎登門來訪，與我言事之際也曾提及張郎之名，張郎若稍后得暇，能否共我一同返家、再邀竇郎一起宴飲一番？”
砰！
張岱抬起手來重重拍在桌子上，一臉羞惱的望著韋恒怒聲道：“韋員外此言何意？莫非諷我私計滿滿、無心公事！今我奉杜相公之命，身入都省翻查故事，若無所得，豈暇別顧！韋員外且去，勿再將此私情來擾！”
韋恒少跟張岱打交道，聽到他這呵斥聲后頓時愣在當場，旋即便有一股濃烈的羞惱之意直沖腦門，當即便冷哼一聲然后拂袖而出。
張岱自然不怕如此便得罪了韋恒，這家伙主動過來說上幾句軟話，就說明其人是已經明確接受到了自己所釋放的信號，并且也在心內做出了決定。既然魚兒已經咬鉤，接下來就慢慢溜唄，他越掙扎就越有手感。
且不說負氣而出的韋恒，張岱在翻閱一通舊年公廨本錢的管理記錄后，對于大唐時局的演變也增加了一個新的認識角度。
公廨本錢雖然只是財政事務當中的一項內容，而且還不屬于財政度支的主體內容，但是由于其專款專用的這一特性，公廨本錢的變遷直接反映出了大唐人事方面的變革。
開元年間在京諸司人員變化是先多后少、然后又持續增多。
開始的多是中宗、睿宗時期所謂后武周時代吏治敗壞、各種斜封官激增，開元初年食俸者銳減，公廨本錢規模也在相應減少，這是在姚崇擔任宰相期間吏治逐步恢復正軌。
但是這種政清人和的情況并沒有持續太久，開元四年往后京司官吏編制又在持續擴增，公廨本錢的規模也在隨之提升，這意味著朝廷行政成本越來越高。
廢公廨本錢而以戶稅充之，這一點早在開元六年，便有時任秘書少監的崔沔提出來。這是為了避免在公廨本錢經營過程中，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的弊端。尤其是在地方上，類似的情況要更加嚴重。
公廨本錢在執行過程當中，由于富戶的各種操作，使得負擔轉嫁給了平民小戶，失去了原本收割富人充當行政成本的制度初心，所以干脆將這一部分開支并入戶稅當中。
但這同樣不是什么巧妙的計策，因為戶稅本身就是在租庸調正課之外的加稅，而且近年來隨著各種用度的增加，戶稅在整個課稅體系當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也使得百姓負擔越來越重。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百姓們真的因為開元盛世的到來而安居樂業、負擔減輕，那么又何必浮逃于外、搞得朝廷需要括戶追究？造成逃戶的原因有很多，課稅負擔過重絕對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原因。
隨著大唐社會的發展，區域之間的發展有所差異，不同行業的回報也會有顯著的差距。
說則士農工商，但在現實場景當中，商業稅的發展是要遠遠滯后于農業稅的，所以在財政相關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就必須要注意進行更加精準或者更加廣泛的收割，而不是一味的將所有新增開支平均分散到那些負擔已經很重的籍戶頭上。中唐之后，鹽、茶等稅種的增加也反映出了這一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