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奉先也知道他自己都干了什么好事，更知道他要是不自救，不僅他會被千刀萬剮，他整個家族都沒好下場。
所以，蕭奉先也不辯駁，只是稱自己有罪。
接著，蕭奉先語氣一轉，又說：“我罪大惡極，死不足惜，只是秦王、許王皆無辜之人，我一族也多無辜之人，若我等不設法自保，待文妃、晉王母子掌我大遼大權，便是我等被清算之日。”
經歷了這么多事，尤其是經歷了蕭奉先清算耶律敖盧斡背后勢力的事，蕭貴哥哪能不清楚，蕭奉先所言非虛，一旦蕭瑟瑟、耶律敖盧斡母子掌握遼國大權，以他母子二人以及其家族所受到的委屈和迫害，必定會找蕭奉先和其家族報仇雪恨，還有跟耶律敖盧斡爭奪皇位的耶律定和耶律寧，也肯定得遭到蕭瑟瑟、耶律敖盧斡母子的打擊。
想到此處，蕭貴哥不禁花容失色，就連一向沉穩的蕭奪里懶也面露憂色。
雖然因為蕭奉先的所作所為，蕭奪里懶和蕭貴哥早就想跟蕭奉先劃清界限了，可在這個時代的倫理框架與社會結構中，親緣關系從來不是個體可以自主切割的輕淺紐帶，而是如血脈般深植于生命肌理的宿命烙印。它像一張無形的巨網，將家族成員牢牢裹挾其中，榮辱與共，禍福相依，從他們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彼此命運的共生性。
這種共生性，在權力更迭與利益傾軋的漩渦中展現得尤為殘酷。
要知道，這個時代的家族，從來不是獨立個體的簡單聚合，而是一個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個體的功績會被視作家族的榮光，惠及親族；同樣，個體的罪孽也會被視作家族的污點，牽連上下。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與“一人獲罪，滿門抄斬”，不過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本質上都是親緣紐帶不可分割的體現。
而株連制度的存在，更將這種親緣的捆綁推向極致。它以制度的剛性，將個體的行為責任無限延伸至整個家族，用血緣的牽連構筑起統治秩序的威懾力。
在這樣的規則下，蕭奉先的政治仇敵不會去分辨蕭奪里懶與蕭貴哥是否參與過蕭奉先干過的那些事，只會因她們是蕭奉先之妹而簡單地將她們歸入敵對陣營。
正如草原上剿滅某個狼群時從來不會因某只狼的無辜而放過整個狼群，封建時代的權力清算，也從不會為親緣關系中的“例外”而留有情面。
這種不可分割性，根源在于封建時代的社會基本單元是家族而非個體。個體的價值與意義，往往通過家族的存續與地位來彰顯。一個人的姓名前，永遠冠著家族的姓氏；一個人的言行舉止，也永遠被視作家族教化的體現。
蕭奪里懶與蕭貴哥即便身為后妃，其身份的底色仍是蕭奉先的妹妹，這種烙印不會因婚姻關系或個人意志而淡化。當家族面臨傾覆之危時，她們的個體命運也必然隨之跌宕，這不是個體選擇的結果，而是時代規則下的必然。
所以，盡管蕭奪里懶和蕭貴哥也討厭甚至是恨蕭奉先，但為了她們的親人，也為了她們自己，蕭貴哥還得向蕭奉先問計：“你可有良策？”
蕭奉先目光閃爍，壓低聲音說道：“晉王年幼，大宋皇帝陛下欲以東西太后攝政，這西太后便是文妃，而東太后則是普賢女……”
得知蕭奉先準備投靠蕭普賢女，用以抵消蕭瑟瑟、耶律敖盧斡母子的威脅，蕭奪里懶和蕭貴哥對視一眼，從彼此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絲懷疑之色，‘普賢女能否斗得過文妃母子？她是否又會真心護佑我家？’
看出蕭奪里懶和蕭貴哥的疑慮，蕭奉先解釋道：“東西太后必以東為尊，可晉王乃文妃所生，與普賢女毫無關系，普賢女甚至不是陛下妃嬪，如此，渴望復國之人必定會追隨文妃母子，普賢女若不想教文妃母子所架空，一則定要有大宋皇帝陛下護佑，二則定要有人支持……”
經過蕭奉先的解釋，蕭奪里懶和蕭貴哥恍然大悟，原來他們與蕭普賢女是相互需求的關系。
這樣一來，他們確實能借助蕭普賢女的力量，確保自己家族在即將到來的政權更迭中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