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敗不堪的小鎮內，倒也不是一片死地，還是有一些生氣的滿帶著凄涼氣質的風中，有野雞在覓食，有烏鴉在啃食著腐肉。
自從漢將王蒙率領胡漢聯軍光顧過后，此地便幾乎成為絕域，暗澹與孤寂是主色調，腐臭味傳遍內外，西北的烈風似乎都吹不散。
那瓦礫叢中的尸骨，毫無疑問，大部分都是黨項人。當初造反之時有多狂熱與興奮，成為一地枯骨之時，就有多么悲涼與蕭索。
要說所有黨項人都想要造大漢的反，與朝廷作對，那顯然是不盡然的。
在底層百姓中，除了信仰、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習性不一樣之外，胡漢百姓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然而族群的區別，卻又是一個客觀的實施，當有人宣揚朝廷壓迫、漢人侵占之時，黨項人難免不受其蠱惑，野心家是少數，但那些被鼓動的普通黨項人，那些對叛賊默默鼓舞支持的人，也絕不能單純地用無辜來形容。
他們心中又何嘗不想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自主的黨項政權，就是恢復定難軍當初的地位也好，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樣的結果，對他們究竟有沒有好處，有多大好處。
朝廷的平叛行動，可以用兇殘酷烈來形容，至于講人道什么，對于大漢這樣的君主帝國來說，實在沒有多大意義。大漢當權者更喜歡講天道，而對朝廷而言，什么是天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而已。
事實上，早在朝廷擺出那般嚴厲的姿態以及那般規模的軍事行動后，榆林的黨項人就已心虛了，而等到袁恪、李繼遷先后兵敗，那就徹底演變成惶恐了，甚至從思想上就產生了割裂，各地叛軍、各部黨項，其心本就難齊。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覺得該“見好就收”了，朝廷那么強大，造反沒有好下場，這樣的認識，變得格外清晰。
然而，這樣的反省，為時已晚。和歷朝歷代面對胡民反叛的態度不同，不是派兵討伐，打敗叛軍，然后得幾年太平，等待下一次叛亂爆發。
大漢朝廷在劉皇帝的意志下，在應對此類叛亂上，從來都秉持除惡務盡，斬草除根，如果說對普通漢人還能有一絲絲寬忍的可能，對胡人則很少留余地。
過去的二十多年間，大漢從南到北，由內而外，發生的大小叛亂、動亂數也數不清，毫無例外，所有參與叛亂的人，要么被殺，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營工程，沒有任何寬免的可能。
這樣高壓的政策，持續二十多年后，大部分蠻夷也開始逐漸馴服，處于歸化的狀態中，畢竟，反叛的與有反叛嫌疑的，大多被殺又或者被投入刑徒營改造。
于榆林許多黨項人而言，他心中同情叛賊，支持叛亂，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親自參與其中，那就有余地。
叛軍成功，他們能趁機獲得好處，叛軍失敗，他們也不會有太多損失，至多回到過去二十來年的日子中，又不是不能習慣。
然而，世上沒有這么容易的事，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政治、軍事情況，使得朝廷的態度異常的堅決，行動也異常的冷酷，根本就不給貳心者首鼠兩端的機會。情勢復雜，難辨敵我，難分忠奸，那就一并掃除。
而到了這一步，很多黨項人方才醒悟過來，后悔莫迭。只是，為時已晚，索命的繩索早已套上脖頸，斬首的屠刀也已磨得锃亮。
與朝廷而言，為了布下這個陣勢，調動十幾萬軍隊，耗費無數人財物力，如此沉重的代價付出之后，那一切也都沒有什么余地了，沒有剎車的可能，只有沿著既定的戰略計劃做下去，直到完成。
而帶來最顯著的結果，便是榆林全境，竟成血色，千里之內，寥無人煙，即便有，也只是尸骸罷了。
在榆林，榆林，被殺者毫無疑問，都是“叛賊”，但殺人者就不一定了。這其中的原因，還在于一開始就發布的那道政策，執叛賊首級獻官府者可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