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說，劉旸對諸王并不是那么地忌憚，如今那些弟侄，可都是晚輩，不管是功勛卓著者，還算老成持重者，抑或是跋扈氣盛者，都不具備挑戰他的資格與實力。
乃至太和樓密會，也不甚要緊，即便諸王鬧騰，在京城也不可能翻了天。同時，諸王眼下雖然“同仇敵愾”，但其利益訴求實則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有根本上的區別。
如早已封國的安東、饒樂、林邑，與才分封不久具備一定軍政基礎的安西、康居、北庭，以及南洋仍舊處于草創階段，甚至是只占個名義連基礎的征服工作都沒完成的臨海國，他們亟需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安西、安東乃至林邑國都算是飽漢子，不管朝廷對封國政策怎么調整，只要不直接從他們身上割肉，對他們影響都不會太大，憑借著同根同源的身份，以及世祖皇帝劃下的政策優待基礎，他們有的是辦法從國家獲得好處，只是改變一番吃相罷了。除非朝廷不顧忌影響，撕破臉皮，徹底斷絕了關系，否則永遠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近地諸侯國寄生帝國吸血的情況。
如饒樂、康居、北庭三國，則是處于半饑不飽的狀態，他們都有朝廷長達十數年的經營積累，具備封國的基礎。
雖然他們本能希望繼續獲得朝廷的輸血支持，希望從帝國討得好處，但朝廷真斷了供，還是能過下去的，倘若真有生死顛覆之危機，朝廷總不會坐視不理的。
何況，早在世祖皇帝統治末期，就已經在做類似減省朝廷輸耗的調整了，這也并不是很難以理解。如安西、安東就早在做自我調整了，魏王劉旻在安西掀起的滅教與營所制改革就是為了應對朝廷政策改更。
相比之下，還是新封的南洋諸國，更無法接受呂端那番倡議，遠涉重洋，天塹般的阻隔，如果要從封國上減省國力損耗，首先便是南洋戰事。
到雍熙元年，南洋戰爭已經徹底成為大漢在對外擴張上的包袱，數萬海陸大軍，在數千里外的蠻夷荒島上進行滅國之戰。
如此開歷史之先河的壯舉，也意味著無法想象的、難以承受的代價，那就是繼安西之后，帝國龐大軀體上又一汩汩冒血的出血點。
說起來，開寶時代于大漢帝國而言，就是一個大擴張時代，在世祖皇帝為核心的帝國朝廷推動下，無數大漢兒郎披堅執銳，向四海八方進行征服活動。
而從結果來看，大部分是虧損的，尤其是安西地區，流血十萬家吐蕃與西南地區，由于土司制的推進落實，已經在現實條件下極大地節省朝廷財政支出，基本上是中樞與劍南道一家出一半，就足以維持局面了；
山陽、漠北方向則是中原帝國對北方邊防的固定投入，這一塊是省不了的，同時隨著漠南畜牧業的持續開發，對漠北契丹的影響加深，朝廷在北邊也已能看到來錢。
畢竟，來自草原地帶的牛羊馬駝等牲畜在大漢是十分受歡迎的，尤其是羊肉，上至達官顯貴，下及販夫走卒，都格外鐘愛，而羊毛則未大漢蓬勃發展的毛紡織業著豐厚而穩定的原材料
東北地區，則有開寶北伐的大筆余澤，當年為滅遼國，朝廷準備了海量的軍事資源，幾乎空竭國力，到安東建國都還享受著那份遺澤。更為重要的，是安東有一個性格堅韌且放得下身段在那苦寒之地苦心經營二十載的秦王，在其努力之下，安東國對朝廷的依賴性在這些年實則大大減少，當然能從朝廷獲得好處那還是得拼命爭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