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劉文濟的“新政”充滿了保守與妥協的味道，但沿著既定的規劃，耐心而從容地走下去，他這個皇帝做得越發自如，權威也就在悄然之間加速建立，并鞏固起來。
皇權交接，新舊朝更替之際，總是會怠慢許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國家大考，科舉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屆被康宗皇帝給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為他要準備祭天與北巡之事，實則是為了進一步打壓與他作對的李沆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為他發現，在平康朝的兩屆科舉中，李沆等人通過貢舉發掘、提拔了不少寒門出身的官吏。
你要說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對付起人來，還往往抓得住重點，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實在難以稱之為聰明，當時還說出了一番驚世駭俗的言論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員
坊間有傳聞說，前宰相李沆在歸養之時病死，就是因為聽了皇帝罷科舉的舉措以及那番言論后，一時激憤，氣死了
因此，對于帝國天下士子、廣大僚吏來說，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啟的科考，是時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舉注定收獲人心，為天下士林、僚吏、學子所擁戴。
同時，本次貢舉，也是自開國以來，歷屆常制舉中，最終參考人數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謂一時極盛。
皇帝劉文濟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堯佐知貢舉，為大考總監。陳堯佐是在徐士廉遭貶之后，由兩浙道上調中樞，拜相，這固然是一種“回報”，同時，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這樣的官銜，已經幾十年不曾出現過了。通過這項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對“德育教化”的重視，或許，這就是讀書人春天真正到來的前奏
與陳堯佐一道被回報的，乃是兗國公王增，他從荊湖北道調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樞的喉舌，就沖他當初在繼位之前的果斷靠攏，即便他與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實際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興奮之余，也更加賣力，畢竟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真正觸摸到重振家聲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時間內，就用實際行動表現著他對新皇的支持。
他與下屬的僚屬與筆桿子們，是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從方方面面、各種角度來論證皇帝繼位的合理合法與合情，邸報上，更是連篇累牘地稱贊皇帝繼位以來所有的端重、謙和、寬容、禮賢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詔頒，王增又組織人手，開始仔細研讀、分析、審量，窮盡力氣地挖掘其中先進的思想精華與政策理念，并從諸部司衙門乃至民間搜羅政論文稿，宣報之上，也緊跟著出現了大量政策解讀。
這甚至導致宣報的民間銷量都有一定下挫，畢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誰關心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價錢去買枯燥的官報來看。當然，宣報是有一個固定市場群體的，其辦報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傳的目的，銷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東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現與舉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劉文濟認可與表揚。當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飽受非議，畢竟過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樸擺出來了，老國公當年是何等風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現，豈不有辱先祖聲名。
對此，飽受過“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會在意些許流言蜚語，比起那些非議，躋身中樞，光耀門楣，才是對祖父最好的匯報。若沒有今時今日的地位，帝國上下，又有多少人會再想起、提起先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