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春闈，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貢舉，為大試副監。同時，劉文濟又讓集賢殿大學士、禮部侍郎楊億以及大學士、秘書監朱祺為監考。
楊億與朱祺，一個是傳統的博學鴻儒，一個湘江學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間在為政治學、思想道義方面的爭論，已經延續二十多年了，二人從雍熙初期的太和樓里，一直辯論到端拱時代的廟堂上，也從當年的青年俊秀，成為了如今華發早生的學派領袖。
主監考的陣容，可謂豪華，也表明著皇帝對禮制、德育、取士的重視，而與以往比起來，今年的春闈，透著一股迥然的氣質，積極向上，又讓人耳目一新。
從結果來說，本屆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屆，諸科加起來，足有428人被錄取。當然，比起參考人數，錄取比例實則是下降的。
同時，在取士上的分配，劉文濟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傳，將前兩屆農工醫算諸科被打壓下去的錄取比例又給提了上來。
事實上，經過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磨合、實踐，朝廷內部對各專科已經有一定認同，畢竟進士、明經太卷，競爭太激勵，考取難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實則是傳統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農工醫算四科，雖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鏡看，但總歸是一個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視積累、專業性最強的醫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難度也相對較低。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這么多年，這些專科取士的發展前景，終究是有限的，除了社會意識、文化氛圍、傳統官僚的打壓之外，本身的專業性就限制著其發展，而這個上限，也開始顯現出來了。
真正獲得大發展的，只有一個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時代可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明法時代”，這也在朝野間掀起了新一輪的“儒法之爭”。
如今到劉文濟上臺了，在承繼先帝遺志，繼續明律強法的同時，他又默默推動“明算”了，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習務的經驗，尤其在親眼見識了東南經濟的大發展之后，在國家管理尤其是財政管理上，劉文濟也更傾向于更加“精細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術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礎，劉文濟推動婁江學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來，一個會算賬的官吏，不管是貪婪還是清廉，在管理上總是能聰明一些、靈活一些。
因此，本屆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數目上，也達到歷史之最，足有41人。
當然，再怎么變革變化，進士科的核心地位依舊是不可動搖的，這是真正培養精英統治階級的地方，進士出宰相，也成為一種趨勢了。至少，這么多年來，就沒聽過其他科目有人進入加平章事，跨進政事堂的。
從結果來看，端拱二年這一科，也著實挖掘了不少良才，別的少提，就說一甲三人。狀元蔡齊，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這是一次庶族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