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十年，取得過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標不治本，哪怕早在開寶時期，世祖就下詔對全國道府州軍縣鎮鄉里各級官府機構官吏人數及相應俸祿做了一次全面的規定與限制。
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有隱戶，地有隱田，這官有隱官，吏自然也有隱吏，編制內受限，還有編制外的臨時工
在信息、交通受限，監管能力有限的時代下，很多問題都只能緩解，而不能根治，只能陷入矛盾爆發、改良、壓制、再爆發的循環中。
而僅從“吏政”事務來看，皇帝搞出這么一個吏政學校系統，卻有些許觸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權貴之所以為權貴，在于帝國體制賦予他們的特權與待遇，根子上的問題，不能通過直接挖根去解決，于是，從吏員供應改革結合行政監管，變成了劉文濟琢磨出來的解決辦法。
實事求是地講，這仍舊是一種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來自于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對加強帝國中樞權威，對控制冗員與地方監管，對提高帝國職吏素質才干，是有極大積極意義的。
在劉文濟的構想中，對于吏的清治，還有更進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徹底地明令禁止各級衙門私授吏員，即便不能將這份權力收繳中樞，也要使去編制化、制度化。而最終的形態將是，在未來某一日，大漢各級吏員，當從諸經過吏政學校培養學習的學生中去選拔，而不是單純憑各級官僚一己之好惡偏私。
而要做一點，顯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積累，更多的實踐，更完善的制度，更廣泛的意識，更多的擁簇，還有更重的權威
并且，即便真按照劉文濟的構想去推動，并且最終落實了，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也誰不知道最終呈現的究竟是怎樣的結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過程中，能取得一定進步，就已然意義非凡了。而以劉文濟外柔內剛的性格，在沒撞南墻之前，是不可能考慮回頭的，同時，以他素來謹慎的作風，也很難有事情能讓他碰得頭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時候，隨著江南道布政司對婁江學院的“收編”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紙詔下，著婁江學院掌院王學新，揀精英教授入京，正式開始組建直轄于中樞的吏政學校。
而到了京畿層面，自然不能再向婁江學院那邊小打小鬧了，逼格、級別都要提上來，同時，也不再是單純培養“吏”才了，而是一個真正培養官員、奉行精英教育的綜合性學校。
為此，劉文濟甚至下詔，將國子監都融入到大學堂里，可見其規格之高，不管歷屆皇帝重不重視，國子監都是大漢帝國的最高學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學子的無限向往之地，其地位是神圣的。
因此，當皇帝要對國子監進行“大學化”改革時，在朝野之間引發了巨大爭議，可謂甚囂塵上，各路保守派人馬都跳了出來，從堅決反對到保守爭議，各種意見的都有，一時間，非議滿京華。
皇帝明顯不好惹，于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學新等籌建大學堂事務的官員、教授身上，各種攻訐與指責，向雨點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說他離經叛道，諂幸媚上，昂頭挺胸進京師的王老夫子，被搞得聲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后支持，還時不時地遣人關懷，在巨大輿論旋渦中，他怕是早撂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