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劉旻早已是心志如鋼，堅如鐵石，雖有歉然，但并不會為戰略決策的問題向劉文共致歉什么的。而這一場痛哭，也把安西、北廷二國之間那種“親密無間”的關系假象給戳破了，也促使劉文共在戰爭結束后徹底改變了北廷國的發展戰略。
而在戰爭結束之前，作為三國統帥的劉旻，也還顧不上內部的那些不和諧。戰端既起，大戰得勝，又反攻入呼羅珊地區，對劉旻來說，放棄戰爭已不在他考慮之內。
繼續戰爭成了他唯一的選擇，而敗退到圖斯城的馬哈茂德，依舊是他的第一狩獵目標。不過，在此之前，補充兵力、輜重，休整恢復，是必須要花時間做的事情，這也就進入到本次“漢伊之戰”的第二階段相持。
事實上，在雍熙1112年冬春之際，雙方都在舔舐傷口，恢復精力，就像兩只受傷的猛獸，雖然短暫擺脫開了，但隨時可能再撕咬在一起。
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三國聯軍要自如一些，他們深刻地貫徹著“因糧于敵”的策略，毫無負擔地在呼羅珊地區進行著燒殺搶掠。而伽色尼軍這邊，則要負擔則要重得多，一方面要應對漢騎的游擊搶掠，一方面還有守城，還要補充實力以應對下次大戰，顯然不可能面面俱到。
而從相持階段開始，戰爭實則已經演變成伽色尼王朝單挑安西三國聯軍了，其余ys勢力，一時間可沒法再給伽色尼多少有效臂助，雖然仍有圣戰者東來，但真正能造成威脅的，也只有逃到戈爾甘地區再度集結的那支東征軍。但與馬哈茂德在圖斯城的火熱與有序，戈爾甘混亂的局勢、內部的掣肘，又使其對漢人的威脅很難有實質的作為。
雍熙十二年二月，在經過一個不算短暫的休整期后，漢伊之間，再起兵戈。安西王劉旻又征調了十五萬各路軍隊，浩浩蕩蕩南下，目標直指圖斯城。
而這一回，漢軍這邊唱主戲的人也變成了安西、康居二國，至于在明城會戰中傷亡慘重的北廷軍隊，只能打打輔助了，二王都能理解。
而北廷王劉文共，也不是當逃兵的人，最基本的擔當還是有的，屬于漢族的尊嚴，屬于漢軍的榮耀，也必須要維護。當然，說這些都比較虛，根本原因還在于，前次損失太大，需要找補回來，而呼羅珊地區可比海東要富裕多了，此前的劫掠之中，北廷軍隊尤其積極。
同時，十五萬軍隊的成色也大不如前了，有接近十萬人都是仆從軍，其中不乏就地組建、轉化的炮灰。經明城一戰，漢軍高層也基本都收起傲慢之心，至少對漢軍巨大傷亡這種事情，提高了警惕。野戰也就罷了，城戰，還得靠河中、波斯、阿拉伯的這些炮灰來，正好消耗一番，減輕不穩定因素，以方便掌控。
彼時的圖廝城，在蘇丹馬哈茂德的調措之下，正規軍也攀至六萬余人，稍加動員一番，也能搞出十萬大軍來。當然了，其組織度與戰斗力，比之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語，像明城會戰那等烈度的戰役，短時間內是扛不住的了。
另一方面，伽色尼軍需要顧忌的地方也更多，這是守方天然的劣勢，因此，在圖城之戰的前中后期，伽色尼方能做的，并不多，以守為主，堅壁清野，堅守城池，聯絡援兵，同時遣偏師精騎北上，到三國聯軍背后去點火，以分散漢軍注意，減輕圖斯城正面戰場的壓力。
需要提一嘴的是，整個漢伊之戰的過程中，至少安西國境內是一直不穩定的，海東地區就不提了，堪稱糜爛，而河中地區，各種叛亂、動亂是層出不窮。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此前安西三國國內的穩定，都建立在漢軍的強大，以及對內嚴密的控制、鎮壓上，當主力大軍、甚至大部分仆屬軍隊都投入到對外作戰之后，內部的騷動也就可以理解了。
當然，勝利往往是能壓制住諸多矛盾的，在三國聯軍取得明城會戰的完勝之后，后方立安，至少那種層出不窮的叛亂少了很多，敵對分子也不是不動腦子，造亂完全不分時候。
來自伽色尼軍以及圣戰者們的鼓動、挑唆，對部分飽受“宗教壓迫”的河中人來說，還是有促亂作用的，對漢軍作戰也的確能造成一定不利影響，但終究有限。
畢竟漢軍作戰，在短時間內，對后勤供應的依賴并沒有想象中的大，以戰養戰的法子，只要還有東西可搶，還有糧草被服可掠，那就都能驅動漢軍這架戰車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