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呂蒙正膝下子嗣雖然不少，但以成就、名望及權勢來說，還得是呂夷簡在事實上成為呂蒙正在政治上的衣缽傳人。而若非同姓呂的這層關系在，以及呂蒙正在世、在朝時的一些教導與幫助，即便呂夷簡資質再好，想要達到如今的政治地位，也是千難萬難的。
進入建隆時代的大漢帝國，或許還要早許多，就已經不是一個任由寒門、庶民、草根崛起的時代了，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門庶族通過科舉、吏職渠道進入仕途，被授命官，然而，這部分人數量比之億兆子民，就顯小眾了，同時，也很難說清這些庶民背后是否牽扯到哪些“不普通”的背景與關系。
而曾經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勛貴階級的庶族官僚、寒門將領們，在漫長的歲月中，也早已成為一種新“權貴”，形成了一種新的傳承關系。
畢竟，在官本位的帝國，出仕為貴，而一旦為貴，便實現了身份的轉變、階級的躍升，想讓統治階級的權貴們與被剝削的黎庶階級和諧融洽相處，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其矛盾的事情。
能夠做到的，就足以夸他是一個“有節操、有德行”的好官了，這也只是部分統治階級的自我覺悟罷了。而不管是世祖皇帝還是太宗皇帝，他們所謂的制衡，只不過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培養了一批“新貴”罷了，與整個帝國的階級矛盾上，并無根本性的改變。
當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學政、考舉制度，保證給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與機會，這就已經是其進步性了。
另一方面，掌握帝國核心話語權的功臣勛貴集團，他們的傳承維系基本都以血脈為紐帶，這是爵祿條制就規定了的，也是勛貴來源與傳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貴”們在政治傳承上，就要顯得廣泛多了，血脈、親戚關系，依舊是個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并不局限于此，師生、同學、同僚、同志乃至同鄉，這些都可以成為一派政治勢力傳承發揚的脈絡。
在廣泛性與包容性上，這部分“新貴”們顯然是要優于傳統勛貴們，畢竟總體的人才基數就天差地別，這也是他們能夠與功臣老貴們抗衡的根本原因，并且，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區間來看，老貴與“新貴”之間，必將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這些涉及到帝國統治階級的問題，一些深層次階級矛盾，作為皇帝的劉文濟，顯然是有所察覺，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而劉文濟采取的解決或者說緩和辦法，就是那個同樣透著調合意味的中央、地方兩級吏政學校制度的嘗試與發展了。
鑾駕在抵達東京之后，皇帝劉文濟首先發了一道恩旨，追贈前宰臣、計相向敏中，厚賞其子孫，以六品散官蔭其二子。老相向敏中，就在今年夏四月時，病逝于開封城內的府中。
起初得知喪報時，劉文濟依舊已經表現出惋惜之情，遣人赴喪吊唁，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賜基礎上追加恩賞罷了，除了實惠之外，向敏中還被追贈為尚書令。
實際上，向敏中之事，對劉文濟而言，可以說只是一種旅至開封時改換心情的調劑，在處理完其事的一點小尾巴后，他將迎來一件大事，一件于大漢帝國歷史而言都意義重大的事。
仲夏之末的開封城，不只迎來了一年中最炎熱的時節，同時還迎來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分布于海內外的大漢帝國封王們。
楚王劉曙、越王劉晗、饒樂王劉昕、九江王劉晅、安東王劉文淵、安西王劉文澤、康居王劉文潛、北廷王劉文共、臨海王劉文海、北齊王劉文瀚齊王劉昀薨于端拱三年、北魯王劉文浚魯王劉曖長子，劉曖薨于建隆元年、南梁王劉文浣、西雍王劉堪前雍王劉淳之子、勾吳王劉文渝，連同燕王劉昭、許昌王劉曜在內，一共十六，已然會聚于開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