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于建隆三年夏，由皇帝劉文濟代表的中央與大小宗王于崇元殿簽訂的新宗藩條制約法，其中有幾條核心內容，比起以往是突破性的。
比如，帝國中央朝廷放棄對封國各項內政的干涉，僅保留在外交、軍事、宗法上的話語權，同時朝廷也將進一步撤還南洋駐軍除海軍以外，規模已經不足三千，南洋諸國在國家安全上已基本自理。
比如，中樞將徹底停止對諸國無償性的援助支持這一點實則在過去始終延續保持著，只是規模、頻次大大壓縮了，這些在插手各國事務、“指導”各國事務的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取而代之，是各國當依宗法，每年向中央朝貢，朝廷再視情況予以回饋。
這當然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改變，但有的時候，形式主義也恰恰反應出秩序與真實。藩屬，藩屬，自然該回到它本來的面貌上去。
比如，向各國擴大開放通商口岸，準許各國商人到除兩京之外帝國水陸可及的城市進行貿易，準許各國官方在兩京設立商館，降低商品進出關稅，針對封國商船取消報關稅，當然相應的，各國也允許漢地商人前往自由經商這一點在事實上一直是如此的，畢竟各國的商業以及與帝國關系，很多情況都是靠著漢地商人的往來在發展的。
別看大漢對外貿易開展地如火如荼的，但在過去那套貿易規則中，是存在嚴重的貿易歧視的，只針對其他文明國家，也針對諸封國下屬的普通商人。
長期以來，真正能在帝國封國之間暢通無阻地經商的，要么是各國官方，要么是在兩方之間都具備足夠影響力的權貴。其他階層、身份的人不是不可以，只不過要接受一定的限制與剝削，包括經商地點、經商范圍以及稅收。
在大漢的海關管理制度中就有一項規定，凡外來商貨船，首先依船料大小繳納一定的“報關稅”之后，才能入口岸、商港貿易，其后還有駐泊、商品、交易以及其他經營性稅收
對內外大小海商來說，市舶司時代，朝廷是一只吸血鬼，海關改制之后，依舊是，只不過，吸血力度相對減輕些罷了。過去二十多年，那些西方商船為什么的越來越多選擇在南洋進行貿易，除了宗教文明沖突之外，也跟帝國本土復雜的經商環境有關。
而經過此次大會，朝廷是極大放寬了對外貿經商上的限制，條條框框都合理了一些，而這些，卻是南洋諸國最根本的需求。
這也是由各國所處地理環境決定的，幾十年的海上貿易發展下來，對于南洋封國，尤其是那些島國來說，似乎已經覺醒了一股社會意識無商業，不交易，毋寧死
同時，對于當地的土著勢力來說，漢人終究是外來者，是以寡凌眾的入侵者，他們也必須保持并加強與帝國本土的聯系往來，這是涉及到生存根本的問題。
朝廷在這方面變得大方與通情達理，解除諸多限制，自然受到南洋諸國的歡迎與擁護，基于此，在其他方面進行相應的妥協，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而相比于南洋諸國，一些商業利益就能收買，北方的陸權封國就不那么容易擺平了，南北封國之間在國家利益的訴求上，有本質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