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劉文淵時代，安東國對關內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著一個超過人口自然增長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總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只不過大多需要踐踏道德底線與法律準繩。而在南洋航線上不絕如縷的那樁黑色買賣，安東國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并且，由于距離較近，風險更低，很多從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終目的地就是安東國，而安東官府，在這方面也并不吝嗇。此番，安東事發，也正因這項產業。
而通往安東的路線，也有許多，海運、河運、陸運，可謂渠道眾多，條條直通。不過，曾會這個安東國的“掃把星”，從率賓府開始，就著力打擊此事，等他掌握遼東道，對邊境地帶進行一系列嚴厲整頓與打擊后，通往安東的黑色產業方才消沉下來。即便宗藩大會后，從朝廷上層放寬了移民限制，但遼東道這邊，始終執行著曾會的高壓政策。
這也導致安東國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長上，幾乎陷入停滯，因此，過去的這些年，對曾會深惡痛絕的除了安東國那邊之外，就是游弋在安東、遼東邊界那些從事黑灰產業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對堂堂封疆的刺殺行動都搞過，但實在拿他沒辦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會以近古稀之高齡在遼東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對曾會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著他高升到京城去當宰相
不過，安東“移民生意”事發，卻不在遼東，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時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將事情捅了出來，直達天聽。
首先，夏竦在津海關逮捕了十幾名大大小從事“勞力輸出”的商人，經過拷問，一條打著“移民”旗號，而實際進行人口買賣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面紗，將其黑惡的真相暴露出來。
夏竦除了將案件偵辦經過，詳詳細細地稟報之外，還給皇帝劉文濟上了一道情緒激切、措辭嚴厲的諫章，盡陳人口買賣于國于民之大弊，請求朝廷嚴加整飭，天地一片澄清，還黎民一個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欽若向皇帝推薦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幾年湖北持續的水災中，因賑救得力受到提拔，累進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個大事情。
關于“移民生意”的問題，不管從道德上還是法律上，都是該嚴厲譴責與打壓的。而哪怕從統治利益的角度來看，對朝廷中樞來說，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國人口的膨脹與爆發，的確在“活人”上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也帶來了諸多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一直以來，土地都是國人眼中最重要的財產財富，畢竟是指著活命的根本的東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勞力的經營與耕耘，方能產生財富。而這一切，最終還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壯年上。雖然帝國在稅制的改革上，基本實現了以土地作為納稅依據，并且在三十多年后已經深入人心，但事實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稅務的收取上，仍舊免不了“以人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發上。
而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他們對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視，朝廷需要的產出、稅收與徭役，都需要黎民的雙手來創造。
哪怕是那些權貴與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樣是有覺悟的，民力即財力，哪怕為了他們擁有的千頃良田、萬畝沃土，哪怕為了當人上人，為了足夠的下民給他們剝削，都不可能對帝國人口的流失熟視無睹。嚴格地講，這涉及到階級利益，這也是帝國權貴、地主階級與海外封國統治階級的矛盾沖突之一。
一直以來，帝國在人口輸出上，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也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自是從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國策，別的不提，大漢帝室在這方面為海陸封國頂住了巨大壓力，絕不虧欠他們；
二則是，在世祖的推動之下，有那么一批在帝國內部掌握巨大影響力的權貴一起“下海”了，他們在海內外都擁有著特殊的地位與權力，他們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動與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