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宦海生涯，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從地方返回京師了，但從沒有哪一次，像此次這般，讓范仲淹躊躇忐忑，患得患失。
當然，以范公之胸襟與氣度，自不是因個人得失而焦慮，他憂懷的，是家國天下、君王社稷。而此番回京，他注定要在帝國政壇掀起一波狂瀾，要趁著人生暮年，為帝國、為君王、為黎庶，再盡一次忠，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事實上，早在正統四年的時候，范仲淹便以治定西陲之功，受召還朝，離開他奮斗了七年的隴右道，留下了一個軍政穩定、諸夷咸服的大好局面。
那一次，范仲淹同樣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進京也是意欲成就一番大事業。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里，大漢帝國雖然光輝而偉大，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矛盾，是需要有為者去擔當解決的，而到了范仲淹這種地位與聲望，自然也有股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氣魄。
那次，也是范仲淹生平第一次拜相，回朝之后，即任尚書仆射、兼財政使。對于帝國內的財政系統，范仲淹并不陌生，早在世宗身邊擔任內閣學士時，就接觸過，后來更官至鹽鐵使。
曾經主持過淮東鹽堤工程，以及對全國鹽務大改革的范仲淹，再回財政司，是不可能沉寂的，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整頓，尤其在人才提拔、上計、款項調撥審核事宜上，做了相當力度的整飭與糾正，鹽務上復發之貪、盜、賄、私等現象，也再度遭遇重大打擊。
在得罪了一大波既得利益群體的同時，帝國在財政系統的糜亂，也得到很大的改變，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只可惜，范仲淹財政使只當了半年，他的整頓改革則只持續了四個月，便被罷相。
當然，扳倒范仲淹的，可不只那些利益受損的權貴、官僚及地主官商，根本原因在于，這牽扯到新一輪的貴庶之爭。
正統初年的帝國政治格局，整體上雖然保持著理性與平穩，但由于皇帝劉維箴的德淺才弱、威望不足，上層的斗爭，實則是比較激烈了，尤其在世宗壓制十多年后的勛貴階層，迎來反攻之后。
首先，世宗晚年的尚書令杜衍，在正統二年的時候罷相，出京前往西南擔任巡撫使，繼任的，乃是樂平縣公李昭賢這可是李繼隆長子、世祖皇帝外孫。
而當時的政事堂，除李昭賢這個尚書令之外，另有樞密使折惟昌、兵部尚書向元鍇向德明之孫、禮部尚書馮端馮道曾孫，另輔以石元孫石守信之孫、李光輔李筠重孫等掌握實權的軍政大臣。
這些都是功臣元勛之后，除馮端、李光輔弱了些之外，其他人都是帝國的頂級勛貴，如李昭賢、折惟昌，還有一層皇親國戚的光環。
當這些人在帝國朝堂占據大量話語權的時候，也是意味著勛貴勢力的大反攻，也必然迎來早已壯大并且根深蒂固的庶族集團的對抗。
范仲淹回京，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一頭扎進政斗的漩渦，雖然，他一心一意只想著為朝廷、為百姓做些實事，但有些爭斗是不可避免的。
同時，作為尚書令下屬最重要的兩個宰臣，吏部尚書與財政使，一個呂夷簡，一個范仲淹，都是庶族出身，一左一右，對李昭賢形成了相當強力的鉗制作用。
于是，為了打破這種限制，李昭賢從幕后策動一場政治攻訐，他選擇的目標，正是范仲淹。呂夷簡這個人，老謀深算，且權術高超，否則也難在新皇繼位之后，就迅速運作回京為相，并更進一步，擔任吏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