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乾祐元年開始，大漢朝廷就開始了軍官授田、授職的政策，并且一直延續到如今。到乾祐十一年為止，大漢下屬各道州，因戰功、退役而充任地方州縣鄉鎮官職的人數，前前后后已達五萬余人。
這不是個小數字，除了小部分被委以州縣官吏，其中絕大部分都被分派還鄉，抑或就近、就地安排，成為大漢廣大鄉里吏職。
這也是所謂的“皇權下鄉”運動，以勛功人員為主體。受封之人，都是為大漢上過戰場，立過功，流過血，以受獎賞。
是故，這些人對朝廷的認可度相對較高，也能切實尊奉朝廷，落實政策。他們有功，有田，有權，背靠朝廷，榮譽威及鄉里。
這一大批人，乃是中央加強對地方影響與管理的有力武器，十年以來，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效果。同時，也代表著，一股古老而傳統的力量，再度抬頭，那便是軍事地主階級。
然而，凡事有其利，則必有其弊。轉職地方的官兵們，不只是擔任捕役、差官，維護治安工作，很大一部分人，都承擔著鄉村的治理工作。
但是，對于一干基本沒有文化的丘八而言，讓他們打仗，上戰場拼命，沒有太大問題，讓他們治理民生、管理租稅、協調鄰里，那便很難做到一帆風順。
因為出自軍中，作風強硬，很多人行事都很粗暴，遇事不以理以法，而好以勢壓人。若僅此也就罷了，這其中，催發了不少下鄉之后，作威作福，魚肉鄉里的現象。
遇有糾紛、案件，很多都私下處置，不曾上報官府，偷盜、傷人、奸淫等都算是“小事”了，甚至有的人命事故，都擅自處置。
而對這些鄉里“軍官”，百姓或畏其權，或懾其威，不敢反抗，有事不敢舉于官府。雖然，到目前為止，還只是部分現象，但這樣的現象越來越多，也就證明這有問題的。
趙礪近段時間，所跟蹤調查的，就是這種情況。劉承祐在覽其遺奏之后，立刻就引起了重視，而從都察院所收到的監察奏件中，劉承祐翻出了一系列弊端案例。
比如，貝州有一鄉長，喜好鞭笞百姓，無論過錯大小，皆以五十鞭伺候。
比如，濮州有一里長，治下有案，禁止百姓舉狀官府，而自決之。
比如，華州有一縣尉，以貧田易百姓肥土。
比如，晉州有一巡捕，強占他人妻子，迫害其家......
而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都是官兵退役出身。類似的事件，不甚枚舉，可謂惡行累累，遍及道州縣鎮。而地方的主官們，清明強干，有為整治的有不少，但更多的，礙于這些人地“身份”，多有所顧忌，只要不是做得太過分，把事情鬧大，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畢竟，皇帝也曾說過，這些人，都是大漢的有功之士，是大漢治理鄉里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趙礪案發之前，他一直致力的，就是對此類共性案件的監察調查，他準備來一個大動作，針對那些官兵出身的地方吏職，進行彈劾，并請皇帝更改政策。然而，事未舉，他自身案已發。
此前，劉承祐是沒有注意過這些事的，底下的官員也少有匯報的。即便有被法辦的，也只是走朝廷正常章程，按照個例來處置的。
然而，當這樣的事情，成為地方通病之后，從全局來看，那便成為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一直以來，劉承祐所冀望的“皇權下鄉”，似乎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經過這么多年，逐漸發展成為了新的弊病。
劉承祐有意削弱地方宗族、豪強的影響，通過這些軍功地主、職吏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管理，但從結果來看，似乎也只是替代了那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作用。
鄉里軍事地主階級的崛起，只是代表一股新的地方力量，他們與原本的宗族、豪強、地主，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名義上代表著朝廷，并且相較之下，對朝廷更加順服。
國初之時，中央權威強盛，他們是天子與朝廷政策意志的延伸，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但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終將與地方勢力相融合進化，最后根深蒂固......
有了這層認識，劉承祐突然發現，對于鄉村的治理，他還是想當然了。皇權下鄉，終究只是一個理想狀態，是一個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在帝制社會的當下，似乎只能在一定時期，進行一定程度的改善。至于更多的，只是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