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易，制度改革更難，因為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在這個時代，還關系到知識階級的觀念。
儒法之爭由來已久，以儒家大獲全勝為結果至少儒生是這么認為的。即使鐘繇、高柔這樣以律令傳家的人，他們也自認為是儒生，絕不會以法家自居，春秋治獄已經成了共識，如何解釋法律條文，要看執法者有什么樣的目的。
按法律條文辦事的人被稱為法吏，并不為世人所重。這個時代的名士以藐視法令為尚，只問該不該殺，不問能不能殺，所以才有李膺殺張朔、岑晊殺張泛這樣的事發生。
張朔、張泛當然該殺，但無視律令顯然不是治國之道。孫策對鐘繇說，律法必須要改革，這是治國之本，但究竟怎么改，要反復斟酌，不能大而化之。他不提具體的要求，但有幾條原則：
一是不能太嚴。太嚴了，動咎得罪，容易成為官員手中傷害百姓的工具，官逼民反。
二是要明確。什么樣的事不能做，做了就有什么樣的后果，要讓百姓能夠理解，不至于產生混淆，也不能讓官員有太多的操作空間。立法的目的是規范百姓的行為，減少犯罪，而不是為執法而執法。
三是要有辯護。有罪無罪，不能只聽官員一面之辭。
鐘繇對前兩點沒什么意見，最后一點卻是不明所以。孫策略微解釋了一下。
在見鐘繇之前，他也對相關制度做過一些了解，和張纮、虞翻以及高柔、伊籍等人都有過商討。僅從制度而言，秦漢法律是很慎重的，尤其是涉及殺人的案子，通常都要經上級部門復核，殺人甚至要皇帝親自批準。但案件審理還是由官員獨立完成，并沒有給當事人多少辯解的空間。會不會出現冤案錯案，會不會出現判罰不準，取決于官員的人品。
但人品這種事往往是不可靠的。地方審理案件的都是本地人，太守、縣令不可能脫離本地掾吏的協助獨立審案，有沒有人在太守府、縣寺當差，就成了有罪無罪的關鍵，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打擊報復異己的事屢見不鮮。
孫策希望能建立一種辯護的制度，讓另一方也有發聲的機會，以抑制執法中的循私舞弊，公器私用。
鐘繇聽完，眉頭緊皺。“大王，如此一來，只怕官吏數量太多，朝廷供養不起啊。”
“公所言甚是。”孫策撫著額頭，也有些頭疼。管得細了，官員的數量就會增加，相關的支出也會暴增。別的不說，他將郡縣的民政、軍事、監察權分開之后，原本一郡只有一個太守，一縣只有一個縣令長，現在又多了郡尉、郡監、縣尉、縣監，俸祿開支也因此翻了一番。如果按照他的設想，對執法進行細化，初步估計，俸祿開支至少要增加三成。
古代官制大而化之有時候是不得已，一是技術無法實現，二是財政開支負擔不起。
“所以只能挑最要緊的先做。不知鐘公有沒有聽過一個二八論？”